全球地緣政治正處於深刻的範式轉移中，過去數十年被視為「歷史終結的」自由民主體制搖搖欲墜。同時，中國崛起之下，其治理模式及價值觀也為外界所注目，然而在西方話語權主導的世界裏，從濾鏡下看中國並不透澈。
在本港生活20多年的泛亞智庫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GIFT）創辦人Chandran Nair，早前出版《了解中國》（Understanding China : Governance, Socio-Economics, Global Influence）。他指出，世界正逐漸從盲信意識形態標籤，轉向評判政府能否提供實質福祉。Nair見證中國三十年轉型及經濟發展，分析中國模式，以及西方話語權在後殖民時代的集體焦慮。
而且，作為早年進入中國市場的馬來西亞印裔商人，他剖析了從美元霸權衰落到聯合國體系失靈的現狀，並針對香港如何在去殖時代下的恐懼與制度優勢之間重拾自信，建議香港把自己打造成亞洲智識中心。

以下為香港01記者跟其訪談節錄，對話內容為英語，經翻譯編輯。

西方的集體焦慮與「中國批判」

記者：我們不如先談一下你的新書《了解中國》。我很好奇是什麼原因促使你寫這本書？因為你的前三本書並非完全關於中國，是什麼讓你此刻想寫第四本、關於中國的書？

Chandran Nair：寫這本書的驅動力源於我擁有一種在某些方面頗為獨特的視角。這並非說我極度專業，而是我擁有不同的獨特經驗，主要是我有幸目睹了中國三十年或更長時間的轉型。我從一個來自東南亞、已經沉浸在中華文化的人的視角來看待它。對我來說，中國人與中國文化不是所謂「奇怪的人」，因此沒有那些誤解與偏見。

我在1990年代來到香港，當時中國還是一個很貧窮的國家。更重要的是，我有幸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區，曾在非洲待了將近五年研究發展問題，也非常關注社會正義與環境議題。當我觀察中國、非洲、印度的發展，並看到中國在過去十年的崛起，我覺得我必須說些什麼。

特別是中國的崛起引發了西方非常負面的反應，雖然我不反西方，但我看到這非常不公平。我不是西方記者，我來自技術專業背景，並在工作中沉浸於中國，因此我覺得是時候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成功——儘管它並不完美。

中國的成功建立在幾個西方日益忽視的要素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明確的技術戰略投資、對教育的高度重視，以及長期的規劃。現在自由民主體系正在失敗，因為在這種系統下，沒有人能為未來五年、十年做規劃，更不用說兩年了。中國的「賢能政治」（Meritocracy）雖然不完美，但其「治理能力」（Competence）是不容否認的。賢能政治不應被簡化為精英主義，它關乎責任、能力以及一個不容忍濫用職權和無能的系統。

記者：你在寫這本書時，一定有在思考如何更好地溝通。我的意思是，溝通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你的書用英文寫，對象是英語使用者或讀者。要嘗試與西方人溝通、談論中國，困難在哪？

Chandran Nair：在寫作時你必須不斷思考：誰是我的受眾？我為什麼寫這本書？ 對我來說，最挑戰的事在於：目前存在著大量針對中國的宣傳，同時有一小部分人寫親華的內容。在這種不對稱的宣傳戰中，任何被視為寫出親華內容的人（特別是像我這樣非華裔的人），常被指控為中共代理人。

困難在於如何寫出一本不被貼上標籤的書，確保每一句話、每一段落、整本書的佈局都能讓讀者讀後說：「這本書不是反對或支持，它只是在陳述事實，你可以自己去查證並得出結論。」 它也清楚說明了中國的挑戰與弱點，但事實是，中國的成功是不容否認的。最難的是在一個西方讀者會立刻認為你「親華」的世界裏說中國的好話。

甚至連找出版社都很難，因為國際出版社多半希望你寫一本主要批評中國的書，然後才附帶說幾句好話。西方同行評審受過的訓練就是要求你對中國持批判態度，否則就會被視為偏頗。

記者問：你提到的這種「被期待批評中國」的現象，是否就是你常談及世界正經歷「去殖民化最後階段」的一部分？這兩者之間有關聯嗎？

Chandran Nair： 絕對有。去殖民化時期在西方造成了焦慮。前帝國列強在去殖民時，必須意識到他們需要與那些長期被視為弱小、低人一等的人合作。這非常困難，特別是那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以及更重要的是——放棄經濟霸權（Economic Hegemony）的現實。這正是美國與歐洲目前正在經歷的痛苦。

西方宣傳機器將中國描繪成威脅，因為這是400年來第一次有一個非西方文明在各方面成為平等的對手。這種恐懼導致前帝國列強內部的所有機制，都在貶低這種崛起，因為這是他們保留經濟與文化權力的唯一方式。

對於非西方世界來說，去殖民化意味著要開始審視中國說的話是否也是真實的，而不僅僅盲從西方媒體的論調。

西方列強之痛：全球去殖化的最後階段

記者：我想把你剛才所說的與近期的國際事件聯繫起來。比如在達沃斯（Davos），卡尼（Mark Carney）關於所謂「舊世界秩序不再」的演講。你覺得卡尼的演講，或者施紀賢（Keir Starmer）與默茨（Friedrich Merz）先後訪華，是否預示著他們（西方國家領袖）試圖改變？還是，這只是因為他們試圖應對特朗普的威脅而產生的短暫時刻？他們是在思考新世界，還是這只是暫時的？

Chandran Nair： 我們目前還不知道這是否是一個真正的轉折點。我在關於達沃斯虛偽性的文章中提到，卡尼的話聽起來好像他正在經歷某種新事物。但我說，非西方世界 400、500年來一直都在菜單上，我們從未在餐桌上。這種痛苦現在正傳遞到西方，因為霸權美國開始吞噬或對抗其盟友。

我認為這是西方的警鐘，特別是歐洲人正在覺醒，發現他們不能信任美國，但這對我們來說並非新聞。

歐洲人與加拿大人跟美國捆綁得太深，即使知道其外交政策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仍選擇跟隨以維持經濟優越感。我認為歐洲應該與美國「脫鉤」，並非不當朋友，而是要尋求外交主權，不要選邊站。你不能永遠與一個僅佔世界 4% 人口卻動輒採取激進行動的國家結盟，那是極其危險且不道德的。歐洲需要重新找回其外交政策的主權。

治理品牌的競爭：賢能政治 vs 自由民主

記者問： 雖然我們看到全球很多例子，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ies）正讓他們的人民失望，但不可否認，「自由民主」依然是一個極其強大的品牌。相比之下，你形容中國實行的是「賢能政治」（Meritocracy），但中國並沒有像西方輸出民主那樣去推廣自己的政治制度。對於大眾來說，「賢能政治」聽起來遠不如「自由民主」那樣動聽。在建立多極世界與推動「全球治理倡議」的過程中，中國是否缺乏一個更有吸引力的品牌？

Chandran Nair： 妳說得非常對，品牌建設至關重要，而品牌本質上就是一種宣傳。中國未來需要努力的不是搞宣傳，而是要實實在在地去構建多極世界。

我們必須承認，西方世界與「新自由主義民主」這個品牌擁有超過一百年的領先優勢。為什麼全球都對這個品牌深信不疑？即便法國、美國這些國家在談論自由解放的同時，曾在非洲和全球各地壓迫與屠殺了成千上萬的人。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都曾是殖民地的受害者，我們從小閱讀他們的書籍，而非我們自己的。因此，我們非常願意接受西方的敘事。

但現在，這個品牌的核心正在改變。評判一個國家的標準不再僅僅是它是否標榜民主，而是看它為人民提供了什麼樣的實際治理成果（Outcomes）。中國的品牌正因為其成功的治理結果而迅速崛起。即便是在充滿懷疑的地方，深思熟慮的人們也開始意識到：「這群人確實做對了一些事。」這需要人們具備超越意識形態的視野，客觀觀察哪個國家正在取得成功。

我來自發展中國家，我可以告訴妳，全球的開發中世界真正渴望的就是賢能政治與「稱職的人才」。但我們必須劃清界線：賢能政治不應與那種「唯精英論」混為一談——即認為只要讀過名校就是賢能。

真正的賢能政治其定義要廣泛得多，它關乎責任感、實際能力、職務稱職度，以及一個不容忍濫用職權與無能者的治理系統。中國正在構建這個品牌，雖然在過程中必須小心避開各種可能滑倒的「香蕉皮」，但其核心在於提供實效。

記者： 當我們談論「賢能政治」時，新加坡常被視為一個成功的範例。為什麼新加坡的模式能獲得西方甚至大多數人的認可，但同樣的邏輯放在中國卻不一定被接受？

Chandran Nair：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新加坡的品牌建立花了二、三十年，直到近十幾年才真正被全球公認為「偉大」。當初李光耀在做這些事時，西方媒體也曾批評他是獨裁者。

妳須記得，當年鄧小平開啟中國改革開放時，他首批拜訪的人之一就是李光耀。想像一下，一個擁有十億人口的大國領袖，去向一個只有五百萬人口的小國取經。因為鄧小平知道，李光耀所實踐的正是植根於中華文明特質的治理模式——包含賢能政治、責任義務與社群主義。

李光耀本身就是華裔，他成功地將這種文明底色制度化。新加坡的成功證明了，這種基於實效與能力的治理模式在人口規模較小的環境中能展現出極強的生命力，而中國則是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宏大規模上進行同樣的嘗試。

記者：除了「民主」這個品牌，西方另一個強大的品牌是「人權」（human rights）。如你所說，你批評人權總是被武器化。那麼，全球多數國家（Global Majority）應該如何重新定義「人權」，以優先考慮你提到的集體福祉與發展，而非個人自由？

Chandran Nair：在目睹了西方對加沙屠殺的直接共謀後，西方已失去教訓他人人權的資格。對我而言，最基本的人權是：安全充足的食物、乾淨的水與衛生設備、安全穩固的住房、基礎能源、醫療與教育。這是國家的首要義務，中國已經做到了。

西方總把人權等同於言論自由，因為他們從未生活在沒有暖氣、沒有電力、沒有食物的世界。自由從不是無限制的，每個社會都有其限度。西方讓我們相信只有一種方式（多黨制），但我們看到多黨制下腐敗領導人進場，除了金錢政治外一無所獲。在開發中國家，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稱職的官員和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系統，而不僅僅是政治口號。

記者：我們可以看到二戰後建立的國際機構出現了功能失靈。特朗普正在倡導某種和平計畫，但中國似乎仍是這些機構的堅定支持者。面對強權的否決權，戰爭似乎無法停止，中國該怎麼做？是繼續支持聯合國，還是應該創立新事物？

Chandran Nair：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問題。中國目前正處於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幸運的是，中國並不像美國那樣具有侵略性，美國試圖打破聯合國，是因為它不喜歡那種即便不完美、但相對有序且大眾皆有發言權的體系。中國不想打破聯合國，因為它目前還不知道有什麼能完全取代它。中國的做法是提出「全球治理倡議」，試圖在現有框架內進行長線的改良。

但我認為，中國要在這場全球博弈中真正取得突破，必須採取一個具備「遊戲規則改變者」（Game Changer）等級的戰略，那就是主動支持印度並與之交好。

我曾多次向中國的官員與學者建議：中國應該公開、堅定地支持擴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並明確支持將印度納入常任理事國。 想像一下，如果中國主動支持印度加入安理會，這會釋放多麼強大的訊號？ 這不僅能化解中印之間長期的緊張，更會讓這兩個擁有超過14億人口的文明古國站在一起，這將徹底改變全球地緣政治的版圖。

我主張將安理會從現在的 P5（五個常任理事國）擴張為 P7：納入印度：代表南亞與新興大國的崛起。納入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作為一個整體席位。

這樣一來，P7 將代表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這會讓任何單一強權想要隨意行使「否決權」變得極其困難且代價巨大。 雖然美國可能永遠不會同意取消否決權，但當體系中有了印度和非洲的實質權力，那個由前帝國列強主導的不公平秩序就會被實質性地稀釋。

中國目前在加沙或烏克蘭問題上顯得有些遲疑，是因為它不希望因過度擴張而破壞長期的戰略規劃。 中國的哲學是「通過發展實現和平」。 我相信，只有當中國願意與印度建立深厚的戰略夥伴關係，並在國際體系中為印度背書時，一個真正的「全球大多數」（Global Majority）話語權才會真正成型，而不是讓印度被西方拉攏去對抗中國。

這需要時間，也需要中國展現出超越當前地緣矛盾的大國氣魄，但這才是破解國際機構失靈、對抗西方霸權的最有效路徑。

香港的後殖民創傷與技術官僚思維

記者：關於香港，你也在這裡生活了20多年。如你所說，全球正經歷去殖民化的最終且動盪的階段，這對香港人來說非常痛苦，因為我們不只像其他殖民地般獨立，而是要重新融入一個制度完全不同的強國。這種痛苦是擺脫「殖民心態」（colonial mindset）的必要創傷嗎？還是說，我們對於過去 20 年被倉促推向去殖民化，擔心失去我們舊有成功的制度（如法治、法律框架）的恐懼是合理的？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Chandran Nair：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香港的獨特性在於它不是獨立成國，而是回歸祖國。五年前的動盪也是去殖民化的一部分。香港曾像個「孤兒」，中國一方面想堅持「一國兩制」，而香港官僚則因為缺乏能力。

我認為這種痛苦很大程度源於「思想殖民」的根深蒂固，許多人被教育得拒絕自己的身份，這種心態的轉變需要長時間的過度。從1997年起，學校和教會就在潛移默化中讓香港年輕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我並不認為香港正在失去優良的制度。雖然人們常討論法治的侵蝕，但實際上香港的法治依然強大，企業依然可以透過法律途徑挑戰政府。真正的挑戰在於治理邏輯的轉型。

香港過去的成功部分建立在殖民時期的技術官僚思維上，但現在我們面臨的是如何處理社會正義問題，特別是住房。我真正擔心的是政治結構中出現太多「Yes-men」，缺乏自信的官員只會揣摩上意。香港官僚系統缺乏獨立思考的傳統，只會遵循過往的慣例。

香港最大的問題是房租、住屋政策。在一個如此富裕、擁有中國作為腹地的城市，讓四口之家擠在200呎的「劏房」，這應該是違法的。這是港府過度依賴市場哲學、受制於地產利益集團的惡果。新加坡在這方面做得比香港好得多，因為新加坡有社會承諾。只要能改善如住房這類底層生活質量的問題，香港的制度優勢與社會穩定將會得到真正的鞏固。

記者： 作為香港傳媒工作者，我們常被置於一種二元對立的設定中：你要麼被視為親西方、支持民主營地或自由價值的捍衛者；要麼就被視為親中。既然你經常談到我們必須建立非西方的世界觀，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打破常規，說好中國、亞洲，以及非西方世界的「故事」？

Chandran Nair：香港現在像是一片「知識沙漠」（intellectual desert），只是在批量生產專業人士。社會討論過於聚焦在金融、地產和標籤化的政治立場，缺乏深刻的辯論。要打破這種二元對立，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全新的智識框架。

我建議香港應該將自己重新定位為「亞洲的知識之都」（Intellectual Capital of Asia）。這意味著香港不應僅僅是一個金融中心，而應成為引領多極化世界討論的樞紐。我們需要邀請內地的頂尖知識分子與國際思想家在此交流，透過跨文化的深度對談，打破對於「大陸化」的政治恐懼，將其轉化為對全球治理與文化復興的探討。

我們需要建立「全球大多數」（Global Majority）的敘事視角，主動定義自己在多極化世界中的位置。這需要香港人重拾文化自信，將殖民時期的被動思維轉化為具備全球視野與社會正義感的治理敘事。只有當我們開始討論更深層的智識問題時，那些淺薄的政治二元對立才會失去生存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