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香港容不下「混沌」 主動改革回應挑戰
本周五（12月20日）是澳門回歸二十周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前往當地出席慶祝活動，其演說內容相信會被理解為向香港隔空喊話。港澳同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無可避免會被人拿來比較，例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與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月初出席「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座談會」時，一方面讚揚澳門在實踐「一國兩制」及維護國家安全的成功，另一方面不忘「提點」香港要向澳門多多學習。
澳門一些經驗確實值得香港借鏡，包括尊重「一國」原則，不把自身利益與國家利益置於對立面。但正如《香港01》多次指出，鑑於兩地在人口規模、歷史背景、經濟結構、土地面積，以至文化認同上存在巨大差異，簡單比較是膚淺的，也是無益的。
香港要有自己的個性，在實踐「一國兩制」時應該走自己的路，毋須妄自菲薄。我們理應有自身的改革追求，不能對澳門經驗「信手拈來」。比起「隔籬飯香」的嗟嘆，香港更令人痛心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錯過改革時機。回歸以來，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日益嚴峻，既得利益結構嚴重扭曲，全民共享的社會遲遲無法建立。更令人扼腕的是，經濟發展遲緩和社會不公寄生於《逃犯條例》修訂等政治議題中，並被民粹化地曲解為「一國兩制」已經失敗。反修例運動至今半年，香港不能再蹉跎，必須清晰認識到自強的迫切性。只要改革取得成效，香港「一國兩制」不單可與澳門互相輝映，甚至可為台灣版提供參照。
香港陷入當下的管治困局，有人覺得是政制落後所致，有人認定「中共打壓」才是元兇，但我們認為上述分析只是瞎子摸象，真正問題出在管治精英無視深層次結構矛盾，對既得利益勢力與弱勢群體之間的衝突懵然不知。政府欠缺全局觀，一遇問題就只懂「小修小補」，以致錯過了許多改革契機，連帶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亦不斷減弱。現在回想，倘若當局洞悉先機，及時在經濟民生議題上發力，或許根本不會發生「佔中」、旺角騷亂、反修例運動，即使發生，它們對香港的衝擊亦未必那麼大。
改革為什麼重要？因為它是回應社會挑戰、讓社會不斷更新的手段，最終目的是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在這方面，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前港督麥理浩都是典範。在過往多期社論中，我們呼籲政府效法先賢，帶領社會凝聚改革共識，提出全面可行的工作規劃，繼而克服結構性困局，但最近「兩電」加價和警政改革兩事，再一次警示政府官員，如果繼續「混沌」，不下定決心推動改革，只會使民生繼續受累、民怨繼續積聚。
兩電加價形如離地 視若無睹政府失責
本地經濟因中美貿易戰和反修例風波而陷入技術性衰退，正當市民盼望企業共渡時艱之際，中電和港燈卻分別在上周宣布，將於明年加價2.5%和5.2%。作為電力市場壟斷者的「兩電」脫離群眾其實早就不是新聞，問題是為什麼理應捍衛大眾福祉的政府，竟然對加價連年上演熟視無睹。
上述情況之所以出現，源於政府沒有做好把關工作，推卸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任由企業對消費者予取予求。現行《管制計劃協議》（下稱《協議》）由政府與「兩電」在2017年4月簽訂，雖然《協議》規定將「兩電」准許回報率調低至不得超過其固定資產的8%，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行政會議居然在去年7月通過的「兩電」未來五年發展計劃協議中，容許中電電費未來五年累積可加價達20.7%，港燈電費增幅更可達35%。
《香港01》經常批評，政府對處理公共政策的認識存在嚴重偏差，不尋求重構扭曲的利益格局，只以「小修小補」的方式應對，結果就是鞏固了原有利益格局。「兩電」加價便是這種認識偏差的一個反映—政府只懂得為市民提供電費補貼，但從不檢討現有安排過度側重「兩電」利益是多麼不合理。
現行機制其中一個主要漏洞，在於「兩電」准許回報與固定資產掛鈎，意味只要增加固定資產價值，「兩電」便可加價。我們要問，為什麼在簽訂《協議》之前，政府對上述漏洞視而不見？其實，只要政府在磋商協議時，從維護公眾利益的立場出發，不把自身責任「外判」，主動規劃本港電力市場，加價鬧劇便不會經常上演。
建立獨立監警機制 避免警民誤會加深
最近坊間另一爭議熱點是監警會五名國際專家辭職。兩件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都揭示政府即使明知現行機制存在漏洞，卻欠缺撥亂反正的決心，最終進一步削弱市民對公權力的認受性。對於普通投訴，監警會自然有辦法處理，但對於反修例運動引發的大量投訴，監警會缺乏足夠權力調查。可惜，面對這個問題，政府的態度依舊是「小修小補」，包括以為邀請國際專家助陣，便可為監警會「貼金」，迴避了這個機構先天性權力不足的問題。
警方不可能在警民關係欠佳的情況下有效執法，如何重建互信是不能迴避的問題。政府除了應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整場運動的來龍去脈和是非功過，未來還應更進一步，着力推動警政改革，包括仿效當年麥理浩在警隊編制以外成立廉政公署的先例，成立一個具法定調查權力的獨立監警機構，透過有效處理投訴，避免警民誤會不斷累積，加劇社會不穩。
香港的問題千頭萬緒，加電費和警政只是兩個側面，類似問題其實還存在於房屋、醫療、教育、安老等層面。所謂以小見大，兩個例子均反映政府缺乏改革意識。假如當局繼續抱殘守缺，遲遲不就結構性問題作出針對性的改革，只會令民怨繼續累積。即使今次反修例運動僥倖完結，衝突可能還會在不遠的將來再次發生。
政黨必須「務正業」 朝野合力推動改革
必須強調的是，改革不應只是政府的責任，政黨也要參與香港的改革，包括提出政策倡議、監督施政、鞭策官員。對建制而言，他們擁有嚴密地區網絡，理應熟知民意，可藉此向政府反映改革訴求，但他們卻沒有腰骨，一味對中聯辦唯唯諾諾，只懂「聽指示」配合政府。例如在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一事上，大多數建制派議員拂逆主流民意，盲目為政府保駕護航，最終承受在區議會選舉大敗的教訓。
泛民主派同樣失職失責，只懂得沉溺於自欺欺人的政治把戲，例如早前在明知議案無法通過的情況下，執意對特首林鄭月娥提出彈劾議案。當然，泛民對民生困厄並非毫無承擔，例如在「兩電」宣布加價之後，民主黨主席胡志偉便建議由政府斥資買入新燃氣機組，緩解「兩電」加價壓力，但民主黨對香港問題的本質畢竟欠缺準確認識—胡志偉曾在2017年撰文，批評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提出的政府應該適當增加公共開支的建議。不難看出，民主黨高層仍然跳不出「大市場、小政府」邏輯，這跟當年支持領匯上市的價值認知其實毫無分別。
反修例運動把香港的問題暴露出來，這些問題的複雜程度是人口只有67萬的澳門無法比擬的。既然問題那麼複雜，香港社會便應盡快冷靜下來，思考如何改革，政治人物尤其須發揮引領作用，協助香港重新出發。對於長期積壓的結構性問題，政府不能再以「小修小補」的方式處理，必須雷厲風行推動改革；至於建制和泛民，前者應該鞭策而非「盲撐」政府，後者則應少些姿態和造作，多些解決實質問題。只有當大家都認清自強的迫切性並辨清方向，我們才可透過實際行動改革香港。如此，香港才可重新上路，避免在原有的怪圈中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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