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HKIC）早前（7月16日）公布，截至2025年底，資產規模達到697億元，淨內部回報率錄得14%，累計投資項目突破200個。作為特首李家超推進特區治理改革的產物，港投公司正是港府嘗試擺脫過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約束的標誌，如今又在金融投資和產業引導方面初試鋒芒，表現確實令人鼓舞。然而，香港經濟轉型道阻且長，港投公司作為最重要的推手之一，特區政府必然不會也不應滿足於這份成績單。

本是「創業者」成了「二世祖」

作為小型經濟體，我們的唯一定位就是持續打拼發展自己的「創業者」。可是，過去的「當家人」誤以為自己是「二世祖」，以「積極不干預」為名在畏手畏腳當中坐吃山空，形成了今天的困境——沒有了產業的更新、失去了文化的彈性、停止了階級的流動，漸漸邁向老化和停滯——高昂的地價和租金吞噬了實體經濟的利潤空間，亢奮的地產和金融也限制了巨額資本的溢出效應，扭曲的社會價值更無法讓創業者們提供放手一搏。

年輕人的創業意願，正是一座城市的未來信心指數，既意味大家擁有敢於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魄力、勇於探索未來未知邊界的勇氣，也反映社會對試錯保持包容、制度對創新給予鼓勵、資本願意為風險買單。但在香港，呈現的卻是截然不同的畫像。早在2017年，「全球創業觀察（GEM）香港及深圳研究報告」顯示，相較於2009年的同類調查而言，香港創業人口只由7.3%增加至19.7%，已有一定規模初創企業也只增長了109%，但深圳創業人口卻由17.6%飆升至36%，而具規模初創企業增長幅度更是達到389%。來到2026年，「創業x就業：青年職志觀察報告」發現，八成受訪大學生有意創業，但只有不足一半傾向投身初創工作。這樣的城市，又談何落實中央領導人所要求的「不斷增強發展動力」？

港投「真改革」告別「不干預」

港投公司的成立，正是為了推動「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的有機結合，重新為這座城市注入能夠激發新質增長力量的基因。可以說，特區政府不再偏安於傳統的「中介」角色，而是願意主動運用公共資本作為戰略槓桿，引導、培育和重塑這座城市的產業結構。然而，思想的解構往往過程檢舉，港投公司的成長也是充滿曲折。它的前身是自2019年開始檢視、至2020年才由「未來基金」撥出220億元而成立的投資組合「香港增長組合」，但該組合屢被批評囿於傳統理財思維，缺乏頂層設計、相應經濟研究和長遠發展藍圖。

李家超新成立的「耐心資本」旗艦港投公司，一改上述各種弊端。首先，港投公司歸一負責管理「香港增長組合」及其轄下「大灣區投資基金」和「策略性創科基金」，加上新成立的「共同投資資金」，合共匯聚了620億元的啟動資金。其次，港投公司在行政總裁陳家齊的帶領之下，以更專業和專注的視野進軍硬科技、生命科技、綠色科技等關鍵領域，短短兩年之內累計投資超過200間企業，每投資1港元就能帶動超過8港元的長期市場資金跟投；目前也已涉足新一代人工智能、腦機接口、商業航天、跨境金融基建及量子計算等。陳家齊表明，港投公司首要任務就是通過「投資+」的戰略培育「新質生產力」，為香港實體經濟及社會發展注入全新動能，同時創造財務回報，貢獻香港和未來世代。

超越傳統打造類主權控股機構

相較於成立了超過45年、資產規模合計超過1.2萬億美元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淡馬錫控股，港投公司的起步較遲、規模也較小，但這張成績單已足以豐富外界對於它的想像。不過，在追求合理財務回報的同時，港投公司更要確立一套超越傳統金融範式的「戰略KPI」，當中涵蓋諸如引進關鍵核心技術的密度、推動本地產學研轉化的規模，以及為香港創造高質量就業崗位的數量等等。更重要的是，港投公司目前不需急於求成，而應錨定戰略目標、保持「小步快跑」，爭取於未來數年之內發展成為一間成熟專業而又符合國家和香港長遠利益的類主權控股機構，真正扮演香港經濟轉型的核心推手。

港投公司首要的推動轉型任務，就是讓香港別再做保守被動的「二世祖」，做回敢試敢闖的「創業者」。平情而論，無論港投的成績單有多可喜可賀，對於普羅大眾而言恐怕沒有太大喜悅，年輕人甚至會感到陌生和隔閡。這種「無感」困境的深層原因在於，港投公司至今尚未成功地為本地的創業環境和實體經濟創造出足夠強烈的推進動力和示範效應。一個沒有與市民切身利益發生連結的公共機構，自然很難在社會群體中建立起深厚的政治共識。然而，如果港投公司能在未來幾年之內，利用資本力量和生態網絡，在本地成功培育出像宇樹科技創辦人王興興、或是DeepSeek創辦人梁文鋒那樣具備全球影響力的青年科技企業家——香港社會又怎麼會感受不到港投公司的巨大貢獻？

建立試錯文化讓青年敢試敢闖

香港擁有一流的高等院校與頂尖的基礎科研環境，但那些科研成果大多停留在學術期刊和實驗室中，無法轉化成為有效帶動經濟發展的產業實體。若要激發年輕人的創業熱情，港投公司應當打造一個融通高等院校人才、創業基礎設施和風險投資環境的完整生態圈，為年輕人提供從科研到創業、從概念到市場的全鏈條支持，從而引導他們建立積極創新創科創業的自信。與此同時，還要推動土地房屋制度的改革，全面打破高地價和高租金對創新的扼殺。無論是美國矽谷的「車房文化」，還是內地包容失敗的政策扶持，都證明了「低門檻」和「高容錯」是孵化創新的基石。因此，特區政府必須擺脫傳統地產財政思維，將土地轉化成為新型創科基礎設施，而港投公司更應該扮演「破局」要角，深入參與「北部都會區」等創科園區的土地開發改革，提供低成本的科研空間和高靈活的配套設施，切實降低青年創業與生活負擔，為香港打造包容試錯、鼓勵冒險的創業文化。

港投公司的另一個核心使命，是貫徹國家的「雙循環」戰略。在全球供應鏈重構和地緣政治緊張的大背景下，投資國家的頂尖創科產業，並引導那些新興產業以香港為總部走向全球市場，正是香港發揮制度優勢的最佳途徑。港投公司應當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作為戰略投資和產業對接的「重中之重」。如果說港交所是香港為全球資本提供流動性的金融支點，那麼港投公司就是香港為帶路國家提供金融動力和科技產業對接的另一支點，不僅要輸出資本，更要結合在法律、會計、品質監控及國際標準上的獨特作用，為內地新質生產力企業「出海」提供堅實的營商支撐，讓香港真正成為國家連通世界的超級增值人。

港投公司展示了香港在擺脫舊有經濟哲學束縛、推動經濟治理轉型上所邁出的重要一步。然而，特區政府和港投公司絕對不能滿足於帳面盈利——因為它的真正價值不在於管理了多少億資產，而在於能否帶動香港整體經濟體制、土地政策和社會心態的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