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2日，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在北京病逝，享年98歲。對於不少關心家國命途的香港人而言，「朱總理」並非遙不可及的國家領導，而是無畏無懼的改革烙印。

「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1998年3月19日，走馬上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在首場總理記者會上以此誓言震聾發聵。那不是浮誇的政治表態，而是他一生鐵肩擔大義、致力推改革的真實寫照。香港人對這一幕並不陌生——當時回歸不足一年，卻受金融風暴打擊，社會上下人心惶惶，而這位直言敢當的國家領導人，展現出極為少見的鐵腕魄力，無疑令人眼前一亮。

由1990年代初期臨危受命副總理主導經濟治理，到1998年正式接任總理領航國務院，朱鎔基在國家轉型最劇烈、內外交困最嚴峻的關鍵歲月裏，以雷霆萬鈞的改革姿態，拆解了一個又一個危及國脈的經濟地雷，為中國躍升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奠定無可替代的基石。

在國家處於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既殘留着計劃經濟的僵化，又滋生了市場早期的無序，出現通脹高企、「三角債」交織、金融秩序混亂等現象。朱總理喊出「準備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給貪官，一口留給自己」的壯語，堅決反腐、破除藩籬，扛起改革大旗。他主持分稅制改革，打破地方割據的財政格局，重塑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為國家持續發展建立起強大的財政根基；他推動「抓大放小」的國企重組、促進現代企業管理，同步又建立城鎮低保和失業保障，將改革的陣痛將至最低，在經濟效率與社會底線之間小心拿捏平衡；他親赴美國進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談判，以入世「倒逼」國內體制改革，將中國真正推向全球化。

他不是高高在上、照本宣科的傳統官僚，唯唯諾諾、缺乏擔當的平庸官員，而是坐言起行、實事求是的改革先鋒。他從不盲從西方的「市場萬能論」，也絕不倒退回僵化的計劃經濟，而是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宏觀調控下發揮長處的運行機制，既敢於放手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又時刻保持國家對整體經濟槓桿的掌控，致力在市場放開和國家治理之間尋求動態平衡，為中國經濟定下穩妥又積極的基調。他並非以經濟學家的姿態管理國家，也不是盲目追逐短期指標或為資本財團代言，而是以現代國家治理經理人的宏觀視野，確保改革成果最終必須惠及普羅大眾。正如訃告所言，「朱鎔基同志對人民群眾飽含深情，強調政府工作人員要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於說真話，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強烈的責任擔當主動挑重擔子、啃硬骨頭，全力推進為人民群眾辦實事」。

這也是香港人對朱總理最深刻的印象，所以對他份外敬重。訃告特別提到他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堅決擁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繁榮穩定」，而他和香港的緣份，不只源於他當時許下「不惜一切代價捍衛香港金融」的鐵血承諾、給予特區政府擊退港元炒家的無比信心，更來自於他對香港獨特優勢的透徹洞察、以及多次語重心長提醒特區政府必須帶領香港轉型的諄諄教誨。

1990年6月8日至15日，時任上海市市長朱鎔基率團來港出席「滬港經濟合作研討會」。針對外界關於「上海將會取代香港」的疑慮，他直接否定「零和博弈」的互斥思維，坦誠指出香港所長乃上海之短、上海之長為香港所需，大方提出滬港「互利互補、共同繁榮」的合作模式。

2002年11月19日，經歷亞洲金融危機後的香港經濟持續低靡，時任總理朱鎔基訪港並在禮賓府發表講話期間，談及時任特首董建華對特區政府財政赤字憂心如焚，充滿底氣地為香港打氣：「你這個『赤字特首』跟我這個『赤字總理』比起來還差得多呢！......即使三年以後你把財政儲備花光了，你怕什麼？你到國內發行50年期的香港債券，我第一個帶頭買！」——之所以敢於追問「你怕什麼」，是因為他深知財政赤字和發行國債並非「洪水猛獸」，關鍵在於錢如何用——正如他所發行的2.6萬億元國債，並沒有被消磨掉，而是轉化為數萬公里的鐵路、公路與電站，變成支撐國家長遠發展的硬核資產。

當時他也一再強調，香港困局有其歷史成因，「在繁榮的景象中間也累積了泡沫，在成功的喜悅中間也埋下了隱憂，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就暴露出來了」。但他仍對香港充滿信心，也深信克服香港困難的力量和辦法就在香港的體制、實力和優勢之中——只要敢於「進行二次創業、調整產業結構」，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力量「重振雄風」。

「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單你們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裏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他在香港留下的這句至理名言，至今仍然震攝人心，因為他把香港的成敗放上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天秤，而他既不相信香港做不好，也看不慣官僚的推諉，所以早就預見，若不解決深層矛盾，香港終將付出沉重代價。

朱總理的當頭棒喝，本是香港的一劑良藥。可惜的是，他的苦口婆心的建言與警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被特區政府和治港精英所正視。他們沒有深刻自省、查找不足，反而陷入嚴重的路徑依賴和保守心態，奉行「積極不干預」的放任治理，把土地供應主導權拱手讓予地產商家，高度依賴賣地收入和賣樓收益，對於自由市場的失效、經濟結構的固化、經濟動能的減弱、分配機制的不公、向上流動的停滯等問題毫無感知。直到社會的怨怒不斷轉化成為政治風波、直到特區管治危機開始威脅國家安全、直到上海和深圳等內地城市的經濟總量陸續超越香港，香港才步履維艱地踏上朱總理念茲在茲的轉型之路。

「「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2000年3月15日，朱總理以此回應歷任之後的人民印記；如今20多年過去，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作為傑出的政治家、卓越的領導人、堅定的改革者，朱總理的離開，無疑是國家的巨大損失，但他留給後人的制度遺產、破局勇氣和改革風骨，依然是當前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特區治理大轉型的寶貴財富。我們深切懷念朱總理，也期待更多大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