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一五」規劃（2026-2030》和《2026年施政報告》翌日（9月17日），出席電台聯播節目時親身聆聽大眾訴苦：失業青年坦言對未來失去信心，不敢步入婚姻；關注子女精神健康的母親，呼籲正視學童壓力；關心工程質量的市民，不解為何技術越先進事故反而越多；中年求職者不滿輸入外勞政策，擠壓本地工人生存空間；獨居長者反映，找不到「關愛隊」成員陪同求醫......顯而易見，在港府的宏偉藍圖和市民的柴米油鹽之間，存在着不短的距離，多少有些尷尬；而《「一五」規劃》正是促使兩者「互聯互通」的開始，也是消滅這種「尷尬」的起點。

這種「尷尬」，是香港在轉型期間必須經歷的「陣痛」，本就瀰漫於香港和中央、市民和港府、行政長官與官僚體系之間；而《「一五」規劃》的發布，則用一種自然的方式，讓大家更坦誠地面對這份感覺。香港過去向來唯歐美是瞻，曾是市場經濟的榜樣，也是社會治理的模範；如今卻深陷產業結構單一、創科發展落後、向上流動停滯、貧富懸殊嚴重等轉型困境，需要學習連歐美不屑一顧的「五年規劃」和「民生為本」等治理理念，不可謂不「尷尬」。

不要誤會——我們絕對肯定《「一五」規劃》是香港回歸以來極具意義的制度突破，標誌着特區政府嘗試擺脫「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束縛，開始告別所謂「積極不干預」、「大市場小政府」的放任管治，準備踏上「有為政府」的治理征程。然而，我們也着實無法迴避這種「尷尬」。正如歐洲曾對中國頤指氣使，如今卻在多個領域被遠遠拋離，連最主要的汽車工業都面臨嚴峻挑戰，自然尷尬；又如美國聯合以色列攻打伊朗，但七個月過去，耗費近400億元美金軍費、損失無數戰機和裝備，始終無法真正結束戰爭，卻要不斷宣稱已經取勝，同樣尷尬。

但香港儘管「尷尬」，卻不像歐美般「羞恥」——所謂「羞恥」，是自大者在面對自身衰退時，難以接受已被超越而產生的掩耳盜鈴；而「尷尬」，則是清醒者在面對客觀差距時，坦然承認不足而產生的心理落差。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回歸以來就被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本就需要因應全球政經格局的劇變和信息革命浪潮的湧動，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即使過去蹉跎了一段時間，但如今終於能夠放下傲慢，謙卑正視自身各種不足、客觀看待國家發展成就、認真學習國家治理方法，仍然有望吸取中國共產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驗，從中發展出更能彰顯「一國兩制」優勢和「公平正義」價值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學習最忌東施效顰，而如何更好理解《「一五」規劃》當中的六對關係，正是在建立了「從無到有」的規劃藍圖之後，能否實現「從有到好」的關鍵考驗。

第一，在「國家所需」和「香港所長」之間，如何發揮獨特優勢，避免僵化執行國家清單？《「一五」規劃》用了不少篇幅「深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包括擴大流動性安排、擴闊離岸人民幣市場產品供應、推動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研究在更多場景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等。這固然是對接國家戰略的積極舉措，也符合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會同各金融單位編制的《金融強國建設「十五五」規劃》的統一步調；然而，在十萬字的《「一五」規劃》文本中，卻完全沒有提到「港幣」的發展路向，以及它在人民幣離岸金融體系中的戰略定位。事實上，若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絕對離不開「港幣國際化」，因為人民幣若要穩步擴張，少不了一個流動性極佳和功能性極全的港元體系在外部市場作為轉換甚至緩衝。這就需要特區政府透徹研究美元、港幣、人民幣之間的關係。

第二，在「頂層規劃」和「下層執行」之間，如何貫穿系統思維，避免變成各自為政的政策拼盤？以人工智能（AI）為核心的智算發展為例，《「一五」規劃》表明全面推進「人工智能+」、加快佈局超大規模智算集群，《2026年施政報告》也承諾深化人工智能在多個政策範疇和各行各業的應用，並會建設「AI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然而，在具體執行層面，萬萬不能只把AI當成搜尋工具或語言模型，而要全方位地理解背後基礎——「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已經快速融入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和社會服務管理等各個環節，正在深刻改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這就要求特區政府確立更加清晰的AI願景，正視全球科技巨頭日益焦慮的AI威脅，及早部署應對從就業市場到生活場景的AI衝擊，並且全面重塑下一代的知識結構，要在教育體系中極具針對性地強化數學、邏輯、系統思維與人文創造力，為迎接智算時代提供堅實的人才基礎和適應能力。

第三，在「宏觀調控」和「市場慣性」之間，如何展現施政魄力，避免「無為而治」的市場失控？根據國家經驗，「五年規劃」的關鍵在於透過運用財政、貨幣、土地及產業政策等宏觀調控手段，以確保資源合理配置、實現經濟平穩增長。特區政府在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時，已更願意採取行政措施和法律工具進行調控，例如訂立《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採用多元開發模式、「按實補價」先導計劃、「雙信封制」招標等，希望提升市場投資意欲。然而，當局始終未有觸碰農地補償價格虛高、完全偏離農地本質的歷史病灶，而是沿用傳統的收地補償邏輯，變相是將大規模土地開發的節奏和利潤，讓渡給大地主和開發商。新界形勢複雜，面對市場慣性和既得利益藩籬，當局更需要給出能夠促使農地回歸農價的法律框架和市場工具，徹底斬斷投機利益鏈條；同時善用發債、產業基金和專項融資等現代金融手段，以發展眼光解決財政問題，才能真正「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

第四，在「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之間，如何重建分配機制，避免陷入「為發展而發展」的迷思？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一五」規劃》罕有地把「民生為本」列為七大所秉持的理念之一，特首李家超也不斷重申「發展經濟就是為了改善民生，讓所有人都生活得更好」，確實是相當難得的突破。不過，細看具體的「民生」舉措，相對而言多少顯得單薄，難怪不少市民難以直接感受到「發展」的美好。這種「落差」並不難理解，因為香港過去確實依賴「滴漏效應」，治港精英也普遍以為只要打造良好營生環境、促使資本財團賺錢，就能自然創造就業職位、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然而，由於分配結構早已失衡，財富持續嚴重向上集中，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但普羅大眾所能分享的發展紅利卻越來越少，很多中產應付完日常開銷就所剩無幾，基層群眾更是入不敷支、苦不堪言。當局尤其需要警惕，如果民生沒有顯著提升，發展就會失去政治意義和社會價值；也只有敢於觸碰資本利得稅、富人累進稅等涉及財富分配結構的改革，才能讓人民真正受惠。

第五，在「資本利益」和「勞工保障」之間，如何重塑公平正義，避免社會轉型代價全數轉嫁前線勞工？以往香港迷信自由市場，向來呈現「資強勞弱」的資源傾斜和權力結構，而「有為政府」的存在，理應透過政策幫扶弱勢一方，重新調整勞資天秤。相較以往，當局已經推出鼓勵青年的就業補貼和薪酬補貼，但這本質上是動用公帑幫助企業承擔部分勞動成本，而沒有真正改善勞工的薪酬結構或工作保障。我們絕對認同，《「一五」規劃》應該主動鼓勵企業進行投資，正如當局所推出的「專屬優惠政策包」，為重點引進企業提供地價減免、財政資助與稅務紅利，並動用公帑成立引導基金承擔前期風險；與此同時，我們同樣期望見到，當局可以更加積極保障勞工權益，把工業意外、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最低生活工資、乃至AI時代的勞工分潤機制等結構性議題提上改革日程，萬萬不能退回消極的「市場自決」姿態和「末端救濟」思維。

第六，在「長官意志」和「官僚避險」之間，如何推動官僚的自我革命，避免無謂的政績競賽？行政長官大刀闊斧推進體制革新，方向正確且意義深遠，並在《「一五」規劃》制定22項「主要指標」，彰顯達標決心；然而，細看「主要指標」的制定，整體而言沉穩有餘，但推進力度相對拘謹，顯見不少傳統官僚的影子。當中只有5項「約束性指標」，其中4項竟是與環保相關，難免令人感覺避重就輕；至於4項民生指標的設定，也是非常保守，包括就業月入中位數由2.2萬元至「與經濟增長趨勢同步」、人均公共醫療衛生經常性開支由1.8萬元至「維持上升」等，仍待當局作出更實承諾。這種避險心態，固然有港府首次編制規劃、缺乏預測模型和宏觀調控習慣的不適應，但根源仍然在於公務員體系向來只習慣對撥地撥款等「輸入端」負上行政責任，卻不願意對市民獲得感與社會效益等「輸出端」承擔政治責任的防禦心態和本位主義。

走過風雨的香港，既不需要堆砌的繁榮，更不需要廉價的恭維。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月初逝世後，不少人懷緬他在任七年曾經提出多項極具前瞻性的改革舉措和規劃藍圖，但由於回歸初期的求穩氣氛和官僚體系的適應遲緩，諸多構想始終未能徹底落地，後續更須付出沉重代價。今天的香港早已具備了絕佳的歷史條件：中央給予了堅如磐石的改革支持、議會擺脫了二元對立的政治內耗、社會形成了切實推動深層改革的強烈共識，而《「一五」規劃》更有望徹底改變特區治理哲學。大膽面對「尷尬」，坦然承認「尷尬」，就是香港走出「尷尬」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