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與第五個現代化．六】疫情之下 湖北紅十字會被卸粧
突如其來的疫情，兩千多人的死亡，洶湧而來的新冠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疫情是一起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也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第五個現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對這場病毒肆虐的危機，人們不禁會問：過去的17年時間裏，中國應對突如其來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實的進步？還存在哪些亟待修補的短板甚至盲區？中國又該從還處於拉鋸戰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麼？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指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鑑於此 ，如何總結與反思這場肺炎疫情，就顯得尤為重要。《香港01》就此刊登系列文章，系統反思中國當前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本文為系列文章第六篇。
2月26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網站公布消息，截至2020年2月25日17時，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機關和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共接受用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社會捐贈款物138885.83萬元（人民幣，下同）。其中，接受資金108098.49萬元，物資價值30787.34萬元。「所接受的捐贈資金和物資按照疫情防控需要及捐贈方意願安排使用。」
武漢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官員的慵懶無能、官場行政審批程序的低效繁瑣、中國疫情防治體系的遲鈍等均被曝光在民眾的炯炯目光之下。而武漢市紅十字會更以一種打破常規邏輯的魔幻形式，證明自己在這場疫情中的存在。
九年前的2011年，「郭美美炫富事件」曾讓中國紅十字會的聲譽和公信力一落千丈。當年6月，郭美美在其實名認證為「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新浪微博中多次炫耀「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等，引發公眾對中國紅十字會所獲善款流向的質疑。後經知情人士證實以及郭美美本人承認，郭美美所炫耀的昂貴名車名包等財富，主要來源於中紅博愛前董事王軍的私人贈與。受此事件影響，中國紅十字會信譽受到質疑。當年8月，中國各地紅十字會收到的慈善捐款鋭減。有報道稱，郭美美事件甚至加劇北京市「血荒」，導致無償獻血人數降低。中國其他官方慈善機構亦受到影響。郭美美因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並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於2019年7月13日刑滿釋放。
如今一場疫情大考，從分配捐贈物資不公到捐贈物品積壓，甚至官員涉嫌和地方民營醫療機構勾結存在利益輸送等，在疫情和輿情雙重衝擊之下，中國紅十字會只能享受太平、困難之時無能無德的尷尬已經無處遁形。
武漢疫情下的當地紅十字會
首先引發質疑的是紅十字會分配捐贈物資不公。武漢市紅十字會公布的1月29日「物資使用情況分布」顯示，總共發放口罩24.5萬個，流向抗疫一線醫院的武漢協和醫院僅3,000只，而主營婦產科的民營醫院武漢仁愛醫院獲撥1.5萬個N95口罩。更讓中國民眾敏感的是，武漢仁愛醫院不僅屬於早已臭名昭著的民營莆田系醫院。
莆田系，特指中國大陸的一個民營醫藥體系，是福建莆田民營醫療從業者的總稱。其資本和主要人員背景主要來自福建省莆田市東莊鎮。2016年4月至5月震驚中國的「魏則西事件」，揭露了莆田系醫院通過和軍隊醫院合作騙醫斂財的不堪現實，此後莆田系醫院在中國的聲譽直跌。此番在公眾看來非常不公平的口罩分配結果，很難讓人不聯想到各種黑幕。
就是這樣名譽掃地的民間醫療機構，湖北紅十字基金會居然和其「7年間至少合作7次」，比如2012年11月成立的「湖北省紅十字仁愛救助基金，2016年1月的「拯救子宮計劃」。
其次是捐贈物品積壓。1月30日，武漢市紅十字會披露截至1月28日24時，累計收到社會捐款39,871.687萬元人民幣，已撥付疫情指揮部5,391.46萬元。這意味着當時武漢市紅十字會收到善款近4億元，卻滯留3億多元沒有發揮作用。
一個巨大反差是，包括武漢協和醫院在內的武漢當地收治肺炎病人的一線醫院，卻在通過多種渠道向外界告急：口罩，酒精以及防護服等物品短缺甚至沒有！輿情洶湧之下，有網民通過紅十字會的年度決算和預算，推算出2018年武漢市紅十字會人員年平均經費27.47萬元，人均工資福利23.28萬元。是同年武漢市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的三倍。而其2019年的人均工資福利增至27.98萬元，折合每人每月足足2.3萬元。
如此高薪低能，怎能不成眾矢之的？雖然湖北乃至武漢的紅十字會自我辯解，稱具體物資分配和調配已交給衛健委和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與己無關，但是該說法隨即遭到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否認。指揮部工作人員1月31日對媒體表示，疫情指揮部並不負責統一分配，只審核和批准三家定點機構的分配方案，也未曾修改或駁回湖北省紅十字會上報的分配方案。同時，該名工作人員所在的社會捐贈組並未收到此前湖北省紅十字會披露的捐贈物質使用情況表中關於仁愛醫院、天佑醫院的口罩分配報告，他說具體分配情況「要問紅十字會」。
此時再回顧1月27日武漢市委書前記馬國強所稱「我們強調所有捐贈物資一定要通過紅十字會」，「避免在現在疫情防疫防治的這個過程中由於混亂，被某些人或者有一些人來鑽空子」的話，充滿了諷刺意味。因為在外界看來，藉機鑽空子的恰恰是紅十字會及其利益相關方。
民意洶洶之下，湖北省紅十字會2月1日公開承認物資分配確實存在問題，對此「深感痛心、自責和內疚」。又將捐給仁愛醫院的口罩型號從N95改為據稱不適合一線醫院的KN95，但此舉已經難以消除公眾的懷疑。
畢竟，當號稱以「弘揚人道、博愛、奉獻精神，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維護人的尊嚴，促進人類和平進步事業為宗旨」的中國紅十字會，反轉成為此次肺炎疫情致命的「腸梗阻」，一切解釋和藉口都顯得蒼白無力。
中國紅十字會歷次「事故」
其實不僅在此番的武漢疫情中的不良表現招致輿論批評，多年來，中國紅十字會及其各地分支，總是被各種「醜聞」纏身。
2004年8月19日，中國紅十字總會將投資1億多元人民幣建立的北京郊區一處備災倉庫，以90萬元每年的低價（市場價450萬元）出租給一家民營公司被媒體曝光。要知道，這間倉庫建成後，當時的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副會長趙白鴿曾稱要將其「發展成為整個中亞地區的備災救災樞紐」。同樣是趙白鴿，在違規出租被曝光後，向媒體辯稱「要掙錢養活員工」。
這種藉口，對於享受政府財政撥款、可以三公消費、按照公務員標準發放職員工資的中國紅十字會來說，實在牽強。更何況，時任紅十字會黨組書記王海京在2010年玉樹地震後，面對媒體質問是否如外界傳聞所稱的每筆捐款都要抽取6%的管理費時，親口承認中國紅十字會要根據項目大小，收取多則6.5%、少則1%至2%的抽成。如此，對於每年過手以億為單位計數的籌款機構，中國紅十字會需要違規甚至違法操作才能養活員工？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期間，中國紅十字會不僅出現賑災物資在倉庫存放太久發霉變質，還一不小心自我曝光了「萬元帳篷」事件。當時中國紅十字會職員對中央電視台表示需一千多萬元買一千頂帳篷，被輿論關注並質疑為何帳篷要貴到一萬元一頂？進而引發善款被貪污的民間憂慮。紅十字會最後澄清帳篷平均價是1,200元一頂，卻拒絕公布帳篷型號。
而在前文提及的「郭美美炫富事件」發生的2011年，不僅成為中國公益慈善的問責年，中國紅十字會更是接連被曝光了多起負面事件，持續引發信任危機。
當年4月15日，新浪微博流傳出一張付款單位為「上海市盧灣區紅十字會」的餐飲發票照片，金額高達9,859元。經官方調查，該發票內容無誤。因為違反「三公」支出要求，上海市盧灣區紅十字會僅被處以補繳多出部分金額的懲罰。
同年6月，中國審計署審計發現中國紅十字會多筆資金存在問題：不僅超標採購420萬元，還虛假列支抽檢費、新聞稿發佈服務費等。7月22日，雲南省昆明市紅十字會原常務副會長阮姮貪污案發，阮姮利用職務之便多次公費到酒店消費、娛樂、購買高檔日用品，並辯稱「是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
更讓人氣憤的是2011年的蘇田田事件。福建龍巖19歲女孩蘇田田，因為子宮內膜間質肉瘤晚期而命懸一線。當年6月15日媒體報道後，各界人士通過紅十字會捐款5萬元人民幣，但當地紅十字會居然藉口「縣裏換屆，衛生局長沒有到位，無人簽字」而拒發善款。直到蘇田田辭世後第35天才通知其父母去簽字領款。
改革與思考
目前而言，湖北乃至武漢的紅十字會物資分配問題已經得到部分解決：中國紅十字總會工作組趕赴武漢；能力不足被網民揭發和莆田繫有利益勾結的湖北省紅十字會3名官員被免職或警告；江蘇、四川、北京、青海等省份紅十字會紛紛馳援，也終於有民營醫療集團代替武漢市紅十字會負責捐贈物資的入庫與分配。
長期以來，中國紅十字會各種弊端的根源一直沒有解決，關於改革紅十字會的呼聲也一直不斷。
查閲之下可以發現，中國紅十字會不是沒有改革。早在2018年12月3日，中國國務院就印發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改革方案》，要求中國紅十字會要進行包括優化機構設置，完善理事會、常務理事會制度，增設監事會；加強公信力建設、推進公開透明等改革。
此後，中國各省市紅十字會也推進了相應的改革方案。2019年6月，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召開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湖北省紅十字會改革方案》，方案提及五方面17條改革措施，基本與紅十字總會改革方案一致，其中包括「打造具有公信力的專業化人道公益服務平台」。
在這次武漢肺炎疫情中，憤怒的人們再一次呼籲紅十字會徹底整頓和重組，然而不如多追問一遍：為何改革整頓不斷的紅十字會，至今仍然是「扶不起的阿斗」？紅十字會真的一家獨大到「不能倒」嗎？
首先，中國的紅十字會是「類政府機關」，財務上由財政撥款，專職人員屬於事業單位編制，職員參照公務員待遇。這種由政府掌管的現實，不僅讓紅十字會的管理者底色完全是官員，職員入職也更多是看中「旱澇保收」。
其次，以紅十字會為主要構成的中國慈善機構，依然沒有足夠的法理監管和由第三方核數的獨立審查模式。一邊是缺乏監管，一邊又是近乎壟斷性質的每年巨量資金流動，貪腐和違規的出現就不足為奇。
如此背景之下，無監督無競爭的中國紅十字會長期有恃無恐，早已異化為民眾痛恨的「官老爺」，又何談改革，怎能改革？
與此同時，中國「大政府、小社會」的現實，讓各種社會力量被嚴重弱化和低估，以至於此番新冠肺炎疫情一爆發，官方只能依靠紅十字會去接管各種慈善捐贈，而在紅十字會接連爆出無能無德之後，竟無其他民間機構可以接替。最終我們看到，不僅物資滯留、分配不公，甚至還存在病人投醫無門、外地支援醫療隊得不到妥善安置等匪夷所思的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