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北京老牌教育機構「暴雷」觸發群體事件　誰該負責？

北京老牌教育機構優勝教育今年發生「暴雷」事件：其資金鍊斷裂，旗下大批學校停課關門，許多優勝員工表示自己被拖欠工資，20日更有上百名學生家長因要求退學費不成而前往其總部抗議。
目前，北京朝陽區經偵分局已經就此事刑事立案，優勝教育創始人兼董事長陳昊，以及多名高管已經被限制出境。但遭受損失的家長們，集體維權之後，依然陷入退費和復課無望的雙重困境。

那麼，誰該為優勝教育的暴力負責呢？首先，自然是優勝教育和其關聯公司，以及創始人兼法人陳昊。雖然在10月14日，優勝教育進行了法人變更。工商資料顯示，優勝教育的法人由CEO陳昊變更為唐芳瓊，後者是陳昊母親。

優勝教育的法人臨時變更，目的顯然是為了逃避法律責任。據悉，今年優勝教育集中出現了高達159起司法訴訟。因此，絕不能讓陳昊「金蟬脱殼」計謀得逞，包括優勝教育在陳昊擔任法人期間的資金流向，是否涉嫌詐騙，陳昊是否構成刑事犯罪等，需要公安部門調查清楚。

其次，教育以及工商部門等主管部門需要負起監管責任。2018年8月，中國國務院辦公廳曾發佈《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對校外培訓機構進行專項治理，絕大多數校外培訓機構被納入了監管之中。優勝教育就在其中。很多家長之所以選擇優勝教育，也在於它有合法的辦學資質。

但問題在於，教育以及工商部門在加強教育培訓機構准入、審批、資質審核的同時，也需要更強力的監管。對於類似優勝教育變更法人，以及集中的司法訴訟，監管部門是否應該及時發現，作出預警，甚至採取相關措施，而不是等到爆發數千名受害者圍堵優勝教育總部維權事件時，才後知後覺，開始介入。這是無疑是嚴重的失職。

更為重要的是，優勝教育暴雷背後，是中國中小學基礎教育畸形發展狀況和結構性矛盾的問題，更加需要政府部門正視。

一方面，教育部門不斷強調為學生減負，全面發展，學校在學生教育中所發揮的作用卻越來越弱。以北京為例，中小學校一般下午三四點就放學，而這個時候絕大多數家長還在上班。曾經負責督促學生學習的老師角色不再，家長開始承擔起老師的角色，「學生作業變成家長作業」。

2018年底，中國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中小學生減負措施》（簡稱「減負30條」），這被稱為是第一個全面系統推進中小學生減負工作的文件，教育部門認為：明確了學校、校外培訓機構、家庭和政府各方的責任。但問題在於，美其名曰給學生減負，實際上增加了家長的負擔。學生作業的批改，甚至都需要家長來完成，社交網絡上很多中國家長抱怨，學校把孩子的教育都甩鍋給家長，輔導孩子作業成為很多家長的夢魘。

另一方面，學生還是要通過考試來升學，以分數論高下。高考狀元、中考狀元都成為各個學校，甚至整個社會的賣點來宣傳。面對這樣的困局，家長們出路只有一個，那就是求助校外輔導機構。這樣畸形的現狀和結構性矛盾，催生校外培訓機構的野蠻生長，加上中國的教育等相關主管部門又疏於監管，培訓機構暴雷自然是大概率事件。

政府部門應該調整思路，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盡最大可能解決中小學基礎教育畸形發展現狀和結構性矛盾的問題。這才是治本之策。否則，類似的優勝教育暴雷的事件還會不斷髮生。

據中國媒體《財經》披露，自2019年開始，中國國內就有32家教育機構「倒閉」、「跑路」。而這極有可能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不確定因素，需要政府部門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