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黃文海】用記錄抵抗虛無 以放逐姿態凝視中國和獨立紀錄片

撰文:慈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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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前決絕離開央視,青年黃文海進入中國獨立紀錄片的世界,曾為艾未未掌鏡,拍攝普通人,也拍下劉曉波被捕前的訪談,亦獨立完成多部國際獲獎之作。
人到中年,黃文海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資助下寫下《放逐的凝視》,回顧中國獨立紀錄片十餘年歷程,也回顧了自己的紀錄片拍攝生涯。
書的扉頁上,他沒有特別感謝什麼人,而是「獻給在風雨中抱緊自由的香港」。問原因,他答得簡單,香港資助他完成這次記錄,也給了他完全的自由。在這個他鄉,他理清了這麼多年來在故土和自己身上發生的事。

1996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文海進入了央視,回想那時,他仍因充足的製作經費、幾億的收視而興奮。離開體制的16年,文海的獨立拍攝時常陷入困境,卻也因此重新認識了自己和這片土地。(翻攝自《放逐的凝視》)

00年代初及此後10餘年,是中國獨立電影人眼中的黃金年代,說黃金,是對比當下的幾近凋零而言。在中國,拍攝獨立紀錄片的壓力從來如影隨形。

文海是2001年離開央視的,曾經他拍揭露食品安全問題的節目,有過億收視,整個人的心態上卻「高高在上」,「俯視」之下,彷彿和吃問題食品的民眾生活在不同空間。揭發是揭發了,片子的基調還得一片向好充滿希望,官員的屁股還是坐得牢牢的,他開始感到厭倦,覺得自己成了生產工業化產品的機器。脫離體制之後,他才慢慢進入平民的空間,認識了另一個中國,也認識了那些凝視中國的人們。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像文海一樣扛着攝像機四處窺探他人世界的人,這次成了他筆下剖析的對象,包括他自己 。紀錄片導演、北師大教授張同道不吝讚美,稱文海一書是「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史記》」,文海卻說,這只是他「很個人」、「不客觀」的觀察。

DV、影展、國保

2003年9月,天已轉涼的北京,錢理群、張獻民、丁東等十幾個知識分子聚在北京電影學院崔衛平教授家中,一同觀看導演胡杰的新片《尋找林昭的靈魂》,這部從反右講到文革的片子,後來被視為歷史題材的代表。討論正熱,崔衛平接到電話,有陌生人說要來家裡「看一看」,於是,所有人執好東西,分別離開,消失在人海。

這是書中的第一個故事,「這種情形,對中國獨立紀錄片來說,實在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文海寫道。獨立於體制,獨立於大資本的影片,因為脫離了官方語系和審查,多只能在酒吧和家庭中放映,也許只有幾個觀眾,壓力卻隨時而至。這是每個獨立紀錄者要面對的現實。

(微博圖片)

90年代末,DV機出現,盜版國外紀錄片DVD進入市場……拍攝門檻在降低,一些本和創作毫無關係的老師、銀行職員、畫家也趁機自學、自拍、自剪輯,成為紀錄片拍攝者。其後,北京、南京、雲南等地陸續辦起獨立電影節,這著實讓人雀躍,拍攝者們可以帶着片子和觀眾見面。文海坦言,這些半公開展映,讓他的虛榮心和交流慾得到雙重滿足。

獨立影展和影片彼此相長。文海用文字繪出2006年時合肥獨立紀錄片交流周的畫面:這裡有的是對影片最直接的感受、最赤裸的批評,以及同行間的惺惺相惜。他們整天聚在一起,看片、喝酒、聊天,影展彷彿成了一個永不落幕的大party。

影展到2008年左右到達高峰,那年,單是北京宋莊影展就收到過百部影片。而這從來不易,宋莊第一次辦影展時,村領導派兩保安來審片,無奈之下,影展頭三天連放同一部清新電影《檳榔》,保安大概覺得太無聊,後面便不再來了。

而當官僚們漸漸明白什麼是獨立影片,導演們面對的就不再是村保安,而是國保的全程監控,影展曾屢遭延期或直接夭折。2011年,獨立記錄者艾未未被捕;2012年,宋莊影展開始3小時後被當局斷電……那個雖負重仍可前行的黃金時代黯然落幕。

文海說,獨立影展的發展脈絡,和中國公民空間的拓展幾乎吻合。

文海的《混沌三部曲》。(受訪者提供)

記錄、威尼斯、監獄?

這些年間,文海獨立製作了《軍訓營記事》《混沌三部曲》等多部紀錄片,跟艾未未合作了《童話》,也幫王兵拍攝了《三姊妹》《採油日記》,幾乎部部都能進到歐美電影節。

文海算是幸運兒,拿到的獎金、版權費不少,可以支撐創作。2006年,他憑《夢遊》奪得法國真實電影節評委會最高獎,拿到8000歐元,高興了好一陣。

記者請文海推薦10部獨立紀錄片,供港人從獨立記錄視角了解中國,他很快給出片單(見文末)。他自己的,只選了《混沌三部曲》中的《我們》,呈現的是中國一班關心政改,卻只能寫作的老中青知識分子的積極與徬徨。這題材在中國紀錄片界有點異類,其他導演多拍底層小人物,文海則說,他對各種狀況下的人都感興趣。

黃文海2008年憑藉《我們》獲得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特別獎。(Getty Images)

作家劉曉波是文海拍攝《我們》時想訪問的對象,惟當時沒有機緣遇上。2008年,他終於在朋友引薦下拜訪了曉波,拍下一段影片。誰料當時如困獸的曉波,很快因發起《零八憲章》入獄,文海的訪問,成了曉波被捕前留給人們最後的影像

2010年,文海憑紀錄片《我們》進入威尼斯電影節,獲地平線單元特別獎。對電影工作者而言,這是稱得上是生涯轉折點的榮譽。

文海也確實被「轉折」了,一回到北京,他便被國保帶走,硬盤被扣下,對方警告他:已經盯上你很多年了。陷入極大茫然的文海離京跑到廟中呆了4個月,得號「聞海法師」,後來又藉機會移居香港。經歷了體制放逐的文海,地理上也成了真正的放逐者。

1月15日在油麻地電影中心二樓的新書分享會上,文海回想起這段經歷,講了句挺有意思的話,「我在紀錄片這條路上一直走,可這到底是走向威尼斯了,還是走向監獄了?」

他至今相信,包括他在內,許多導演並非那麼有政治覺悟,也不想站在體制的對立面,只是探索着,記錄着,局面就會慢慢變得不受控。

強拆、觀眾、他者

2012年之後,各獨立電影節相繼以各種方式被「暫停」,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曾在紐約時報中文網撰文,稱中國獨立影像遭「強拆」,官方態度從「精確打擊」 變為「集體懲罰」。

如今,中國獨立影像展(CIFF)官方微博依然存在,2016年11月還公布了新一屆影展的入圍片單,只是不再提供場地和時間等信息,任憑網友留言詢問,展方都不予回答。

文海引述圈中的說法,遭遇強拆的影展,依然可以選片、評獎,卻失去了最重要的,和觀眾接觸的環節,如同一套房子,客廳、臥室都被拆走了,想守住房子的夫婦又在廁所中生活了幾年。

黃文海(左)和「映畫手民」總編輯譚以諾。(張浩維攝)

雖常常帶影片到國外參展、公映,文海心中的遺憾仍難填補,中國獨立導演的片子紮根本土,散發着泥土味道,他在乎的,希望能影響的,也是這片土地,「國外沒有多少人真正關心這些」。

對於這點,女導演郭小櫓10幾年前有一段更直接的言論:在呈現第三世界國家影像時,西方導演的視角是「人在拍攝動物」,而對他們來說,中國獨立導演的片子就是「動物拍攝動物」,然後參加影展給「人」看。文海覺得這想法十分極端,但也令人有些沮喪,「(西方)確實有人是這麼想的吧」。

而在新書分享會上,當幾十個對他的經歷饒有興趣的內地、香港讀者圍着發問,他卻顯得有些局促,身體向後靠住椅背,帽簷遮住了打在臉上的光。他總是簡單回答兩句,然後望向身邊的「映畫手民」總編輯譚以諾和「影意志」的張鐵樑。

有人講述拍片想法,但擔心技術不成熟、又擔心被找麻煩,前後發問兩次,文海直接答:想太多就別拍了。而當有人問起書封面的設計時,他有了些興趣,介紹這是他偶然拍得的相片,清澈結冰的湖面,能看到河底的石頭和粼粼波光。觀眾又問:那是不是隔着一層冰去觀察的意思?文海答:是吧,你們說是什麼就是什麼吧。

北京獨立電影展負責人和栗憲庭電影基金發起人栗憲庭2014年被警方釋放後。(Getty Images)

記憶、流離、異鄉

「記住是人類抵抗虛無和死亡的唯一力量。」文海將這句話寫在書中,視之為記錄者的意義。

而失去內地影展放映、交流機會的導演們,又回到了最初的散落狀態,艾未未等一批紀錄人相繼去國,胡杰、王雲龍等歷史和現實題材的深耕者一舉一動都被盯住,青年導演們艱難尋找着空間。

中山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紀錄片導演艾曉明因拍攝烏坎、年輕女教師黃靜案等敏感事件,8年前被限制出境,且遭到警察嚴密監控。讀完文海的書,她寫下這樣的感觸:「一個人被孤立久後,就失去與外面的世界關聯的興趣,我的狀態就是這樣,我不想和人討論,也不想再見觀眾。文明的世界令我自慚形穢,野蠻的世界令我憤怒——這就是困獸的狀態。」

甚至,保存着中國電影10餘年成果的栗憲庭基金會,也於兩年前遭到查抄,10餘部電腦、大量硬盤及當中1552條影片被抄走。獨立電影,徹底被視為對權力的挑釁。

如今,一河之隔的香港成了一個港灣,這裡還有相對自由的空間和一群關心中國的人。

文海、應亮、曾金燕等一班內地導演和張鐵樑等本土電影研究者成立了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他們與大學等機構合作,為獨立影像史留下重要資料之外,也提供導演和觀眾見面的機會。如今,中大、浸會等已藏有數百部中國獨立紀錄片。記者曾多次在中大、港大觀影時,看到導演太太用DV記錄下觀眾的反應和發問,那些來自港人和內地學生的淚水、感慨和疑惑,他們都想帶回去。

而經歷了這一切,文海的想法已經有些改變。拍了16年中國的他,開始扛着攝像機走向異鄉,他和艾未未合作的關於歐洲難民潮的紀錄片已進入剪輯的尾聲。「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會再涉及中國紀錄片了。」文海說,他開始對地中海文明產生興趣,那裡對人類發展影響深遠,難度也沒那麼大。

文海的十部中國紀錄片片單:

鐵西區三部曲(王兵)2003(240+176+135分鐘)尋找林昭的靈魂(胡杰)2003(90分鐘)淹沒(李一凡/鄢雨)2004(150分鐘)天堂花園(艾曉明)2005(140分鐘)三里洞(林鑫)2006(172分鐘)自由城的囚徒(胡佳/曾金燕)2007(31分鐘)我們(黃文海)2008(112分鐘)上訪(趙亮)2009(325分鐘)老媽蹄花(艾未未)2009(79分鐘)克拉瑪依(徐辛)2010(360分鐘)

編後記:因凝視而放逐,然後在他自己所言的「風雨中抱緊自由」的香港,黃文海又開始了放逐之後的凝視。香港,作為中國被放逐者的應許之地,在地理上處於邊緣,卻正應和了獨立凝視者的觀察與思考,帶著多重視角與更豐富的歷史觀,質疑挑戰既有體系,並且遠離名利與權力,其凝視或更有力度。無論是拍攝者、被拍者還是紀錄片本身,都放逐於體制,放逐於權力,卻無法在地理上被放逐、更難以在心靈上被驅離,黃文海為何不再拍攝中國我們不得而知,也許是杯弓蛇影,也許是意興闌珊。然而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存在,作為對中國的一個觀察和理解的方式,今後的中國獨立紀錄片依然會如野草般出生於并映照於中國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