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紀錄片】台灣有政府補貼 內地導演不斷找「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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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紀錄片節2016得獎名單出爐,得獎影片悉數來自中國及台灣。如果比較中港台三地的紀錄片,說香港最弱,大概不會有人反對。香港一直強於商業片,孕育出不少港式風格的電影,而中國和台灣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地方,又是如何孕育紀錄片?兩地紀錄片導演面對的困境和機遇又有何不同?對於香港而言,他山之石或可攻玉。

攝影:吳鍾坤、李孫彤、采風電影、安樂電影、映像先驗、網上圖片、部份由受訪者提供

協力:采風

傅榆,畢業於國立台南藝術大學,現從事獨立紀綠片工作。其作品《我在台灣,我正青春》及《藍綠對話實驗室》,曾於2013年獲台灣新北市紀錄片獎首獎與中國青海FIRST表年電影展最佳紀綠片。

大陸導演驚訝台灣拍紀錄片有補貼

比起中國和香港,台灣政府對紀錄片的補助尚算不錯,台灣文化部於2014年推出的「五年五億紀錄片行動計劃 」正是一例,當時身為文化部部長的龍應台強調「紀錄片是社會的良心」。該計劃旨在培養年輕的紀錄片工作者,使紀錄片不僅發揮社會功用,並能成為影視業的重要一環,具體措施包括提高紀錄片補助金、補助映演院線、開拓新媒體放映渠道,及建立版權銷售獎勵機制等,把台灣紀錄片當成品牌來做。同時,舉辦多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更名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改為每年舉辦一次,由文化部委託國家電影中心設立專門的辦公室主理。

傅榆坦言:「餅就那麼大,能申請的當然是資深的為先,我這種就只能申請小小的。」但對比起中國來,她還是覺得台灣拍紀錄片比較幸福:「大陸導演都很驚訝說台灣居然有補助。那些導演沒錢也能拍片子出來,我們還在想分多分少的問題,所以專注怎樣把片子拍好比較重要。」

沈可尚,電影、廣告導演,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兼任講師。2003年以《終身大事》獲得金鐘獎最佳攝影獎提名,2006年執導由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監製的紀錄片《賽鴿風雲》,並入圍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金鐘獎非戲劇類最佳導演。

沒有政治審查 市場二字大過天

拿到了製作資源,把片拍好,可是有沒有放映渠道也是個問題。台灣每年的紀錄片產量大約兩百部,但能在院線上映的只有十來部。根據傅榆觀察,紀錄片想上院線,有時候是一場「跟魔鬼的交易」,需要修改影片來換取上映機會。台灣已經走過了政治審查的時代,但紀錄片能否在院線上映,還是要看市場的眼色。紀錄片市場難以發展起來,傅榆強調是大環境問題:「看電影變成了娛樂」;沈可尚則回頭審視影響工作者自身的責任,認為「台灣的影像文化還是做得不夠」。

「為什麼歐洲的紀錄片工作者會過得比較好?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有觀眾。看紀錄片是想知道世界某個角落發生的事,而不是文藝青年的專利。有觀眾的話,電視台也會播放紀錄片,使之成為觀眾生活的一部分,政府也不用補助。」沈可尚說:「有時候片子沒人看不是因為比較高尚,而是因為不夠專業。」

徐童(左):導演,1965年生於北京,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紀錄片作品有《麥收》、《算命》、《老唐頭》等,並著有小說《珍寶島》。 曾茜(右):導演,製片人,1983年生於湖南,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碩士。曾任陽光衛視製片人、編導,開創和製作思想文化訪談《子夜》500餘期;曾任騰訊網文化頻道編導、策劃,偶有撰稿隨筆散見報刊雜誌。

徐童導演的紀錄片《挖眼睛》回溯內蒙江湖藝人因搭上有夫之婦,慘被其夫挖掉雙目的際遇。

在中國拍紀錄片 要不斷「跑碼頭」

台灣的紀錄片由官方和民間一同推動,造就出百花齊放的局面;在中國,紀錄片同樣獲得官方重視,但背後往往帶着官方意識的灌輸。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說過,中國最早的紀錄片是1920年代的新聞片,以政治宣傳為主要目的。不論是30年代的國民政府,還是後來的共產政府,均有系統地製作政治宣傳及教育之用的紀錄片,一直到90年代始出現獨立製作。

中國現在有上千家電視台,中央電視台第九頻道、上海紀實頻道和深圳紀錄頻道等。可是撇除電視台的成功例子,中國獨立製作的紀錄片卻幾乎都得靠自己。資深如徐童,或是在CNEX資助下剛剛完成第一部長篇紀錄片的曾茜,面對的問題也大體相似。

中國導演很多時要自己找各式各樣的「碼頭」,不論是商業機構、基金會還是發行公司,都要自己去碰運氣。「有時也會透過身邊的朋友找到投資電影的朋友,可是這個偶然性很強。」徐童說。

無時無刻在妥協

徐童形容,中國的紀錄片工業極不完備,每次拍攝影片都是處於「一度沒有資金,忽然又找到」的不穩定狀態。獨立製作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就必須要靠自己,參加提案是其中一種。提案共分兩個種類,一類為項目類,如老人、環保等專題,機構有預定的議題;另一類則比較傾向文學性,多一點創作自由和空間。「準備進入一個體制之前,要分清楚自己比較偏向哪一類的做法。」

即便得到資金補助,有時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徐導演大嘆:「不論做片子或什麼事情,我們總是在不斷妥協。」但是他堅持只能改細節不能改主題。

《廢城記》是曾茜導演在北京的廢品回收基地裏,看見現代化進程中,農民在城鄉之間流離、面臨拆遷的故事。

近年名聲在外的中國紀錄片比比皆是,周浩的《大同》、杜海濱的《一四二八》、賈樟柯的《東》等等。中國不少紀錄片無法參加國內影展,更沒有公映的機會,只好跑到國外的影展贏得個「名聲在外」。雖然資金始終是一大困難,但導演們都強調放映才是他們最重視的難題,畢竟影片欲表達的信息能「被看見」,才是紀錄片工作者最大的心願。隨着新媒體興起,中國導演看到了另一個可能。徐童便曾參與騰訊網站的放映計劃,發覺網絡世界更活躍,也相對沒有那麼多局限。

香港,我們的紀錄片文化

不論在獨裁政權下,還是相對自由開放的民主社會,紀錄片同樣擔當了觀察社會的重要角色,甚至在十年、二十年後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獻。近年香港雖有《音樂人生》、《爭氣》等本地紀錄片在票房和風評上獲得不錯迴響,但相較於鄰近的台灣和中國,香港紀錄片發展猶如處於嬰兒階段。

香港紀錄片在90年代開始發展,但相對其他亞洲地區,依然如嬰兒階段。圖為《子非魚》劇照。

張虹近年將時間心力都放在采風上,着重紀錄片的推廣和教育,已鮮有作品發表。

采風獲資助 張虹:不用每事僅一兩人做

傍晚時分,走入灣仔富德樓的采風電影,眼見五六名職員依然忙於「華語紀錄片節」準備工作,而在背後指揮這一切的是采風電影總監張虹。華語紀錄片節已舉辦多年,采風也每年開辦「紀錄片大師班訓練營」,而近年,采風更得到利希慎基金資助,可以增加人手。張虹說:「如果你問我有什麼轉變,第一樣感受到的反而是自己的身體好起來,不用每件事也只有一兩個人去做。」

成立采風電影前,張虹拍攝的《平安米》和《中學》等紀錄片作品在社會上帶來不少迴響。采風是香港少數專注紀錄片推廣的機構,在教育上也費了一番功夫,近年在不同地方舉行「紀錄片大師班訓練營」,學員在8至9天的時間內接受導師指導,於不同地方尋找題材,如《大澳誌》、《長洲誌》等就是不同屆的學員在訓練營的拍攝成果,會在該年的「華語紀錄片節」中放映。

「近年社會上所提倡的本土文化和身分認同是什麼一回事?我們真正想去了解嗎?近年不少年輕製作者只着重於眼前的社會大事,但其實有很多值得去拍的故事在等着我們。」
張虹

張虹所信奉的直接電影拍攝方式,產生於60年代初的美國,主張攝影機永遠是旁觀者,不干涉、不影響事件的過程。圖為張虹作品《平安米》截圖。

香港教育制度無法培育創作者

「訓練營不缺有天分的學員,有不少學員如陳巧真、賽普拉.木塔里甫、蕭彥瑜也在之後拍出中篇以至長篇的個人作品。」但張虹直言,以過往與年輕人乃至訓練營學員的接觸,都會引起她的疑問,為何學員普遍對歷史的了解和批判思考如此不足?她說,其中的一個原因在於香港過往的教育制度,無法培養出創作者。張虹亦感嘆,在學員的作品中也難以看到對事物有足夠的沉澱和反省,只偏向一種感性和表層的理解,但製作紀錄片需要極大的耐性和意願去尋根問柢。「近年社會上所提倡的本土文化和身分認同是什麼一回事?我們真正想去了解嗎?近年不少年輕製作者只着重於眼前的社會大事,但其實有很多值得去拍的故事在等着我們。」

張虹沒有多談理論,而是着重於有意拍紀錄片的人要學會對事物的好奇心和懷疑精神,形式反而是次要:「每部紀錄片都像社會上的一面面鏡,理應每一面都有它獨特的角度,有些鏡可以反射出事物的不同面向和深度,有些鏡面本身是一片朦朧,觀眾也看不清,有些鏡面有缺憾,早已裂成一片片。」

CNEX是華語地區中,少數專門發行紀錄片的公司,從戲院上映至DVD,在推廣紀錄片上不遺餘力。

更多資金與支援 讓紀錄片走入大眾視野

科技進步,拍攝工具更輕便,器材成本看似大減,但無法改變拍攝的一些本質問題 ── 一部紀錄片往往需要用上數年時間跟隨拍攝,需做大量素材和資料收集。

在香港,就算在電影業產量最豐盛的時期,紀錄片也得不到大電影公司支持。香港沒有如台灣那樣的政府補助金,電影發展基金也從不將紀錄片歸入資助範圍。10年前,以台灣為基地的CNEX成立,並以發展大中華地區為目標,協助出品和發行華語紀錄片,更在台灣開設了一條紀錄片頻道。CNEX每年的提案大會吸引了兩岸三地的紀錄片製作人參與,受其資助開拍的香港製作,有張經緯的《歌舞昇平》、《音樂人生》和黃肇邦的《子非魚》等作品。

與中台兩地比較,雖然數字上香港製作依然是少數,但CNEX HK經理麥婉雯指, CNEX並非以地區為目標,「而是根據收集到的提案來選出作品,提案大會除了有CNEX的代表之外,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紀錄片監製和電視台參與,所以有些提案就算得不到我們的資助,也可能在這個平台上找到其他資金。」

近年香港的NGO主動邀請不同的機構合作,紀錄片這媒介也成為他們宣傳相關理念的途徑,圖為楊紫燁的《爭氣》。

CNEX在今年也開始與香港大學、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和利希慎基金合作「香港紀錄片拓展種子基金」(HKDI),正是針對香港的紀錄片製作而設,為本地新晉紀錄片製作人提供製作經費資助,以及專業指導和硬件支援。

另一方面,近年亦有非政府組織參與紀錄片製作,如《爭氣》和《少年滋味》均是環繞NGO舉辦的活動而延伸出種種話題 ── 被標籤成不良少年的年輕人如何透過音樂和表演追尋夢想,在複雜社會下成長的年輕人對前景又有何想法,諸如此類。從以上例子也可看到,香港紀錄片在資金與支援上均有所增加,對紀錄片生態當然不無裨益,特別是《爭氣》和《少年滋味》兩部作品還得到商業發行,走入普通觀眾視野。至於長遠的成效,則要留待幾年後才能了解。

第九屆「華語紀錄片節」

一如過往,今年影展設有短片組、長片組及香港作品選,在太空館、科學館及The Grand Cinema共放映三十多部來自中港台的優秀紀錄片,主題包括藝術、政治、宗教及社會等,並舉行四場座談會,邀請三地導演分享經驗。
時間:即日至10月16日
查詢:2540 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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