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背後】紀錄片導演眼中的:雨傘運動、少年棒球隊與粵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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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在香港一直處於邊緣位置,缺乏拍攝資源,也難以獲得在院線上映的機會,能引起社會關注的作品更寥寥可數,但每年仍有不少人拿起攝影機,對準不同的人與事。有的導演受社會運動啟發,持續記錄相關議題;有的導演關心教育與文化傳承,看到主流社會之外的另外一套價值。 

攝影:黄寶瑩、陳嘉元、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陳梓桓(左),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政策及行政學系,其後於浸大修讀電影電視及數碼媒體碩士,畢業後參與不同的影像創作。作品曾獲得鮮浪潮公開組最佳創意得獎電影,其首部紀錄長片《亂世備忘》入圍南方影節全球華人影片競賽及溫哥華國際電影節Gateway單元; 陳浩倫(右),畢業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現為兆基創意書院電影及錄像藝術科導師,曾任職香港電台時事節目編導。2008年開始參與獨立製作,紀錄片長篇作品曾入圍華語紀錄片電影節及台灣南方影展,2015年獲藝發局藝術新秀發展獎(電影)。

繼《稻米是如何鍊成的》之後,陳浩倫的第二部紀錄長片《收割,開路》仍是以新界農業為主題,探討政治與城市發展怎樣影響本地農夫的生活。

沒本地食物的超市 遭忽略的生產者

反高鐵運動三年後,陳浩倫在2013年完成了《稻米是如何鍊成的》,這是他作為一名紀錄片導演的成名作,紀錄了反高鐵運動後菜園村生活館種植稻米的過程。1983年出生的陳浩倫,畢業後加入香港電台從事新聞採訪工作,接觸了不少社會議題,2008年後開始獨立創作,這樣一位年輕導演為何對本地農業產生了興趣?

「生活館有不少是認識了10年以上的朋友,最初是因為看到同年紀的朋友突然去做農夫,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間,於是想要了解他們。」陳浩倫的第二部紀錄長片《收割,開路》仍是以新界農業為主題,探討政治與城市發展怎樣影響本地農夫的生活。「香港人很為超級市場感到驕傲,因為全世界的食物都能買到,但一個地方的超級市場沒有本地食物其實很危險。生產者很重要,但總是被忽略。」

陳梓桓的紀錄長片《亂世備忘》,紀錄了雨傘運動裏的一群年輕人,也是他回應時代的答卷。

比陳浩倫年輕4年的陳梓桓,大學時讀的是公共政策,對政治議題一直很關注。在雨傘運動的紀錄片《亂世備忘》之前,陳梓桓拍過兩部「偽記錄片」,《香港人所不知道的》針對東江水問題,《作為雨水:表象及意志》則講雨水與氣候對社會運動的影響,兩套短片都用陰謀論與虛實相交的手法,表達了他對時政的意見。

理論不及現實入肉 拍攝代替文字

2014年七一佔中預演後,示威者一個個被警察捉上旅遊巴的場面,讓陳梓桓感到震撼:「我自己本身讀政政,讀過公民抗命等理論,但直到那天見到一個個不同年紀的示威者被拉上車,才真切知道什麼是公民抗命。」那時,他已萌生拍攝的念頭,「那些東西我覺得用文字處理不了,但當時還未決定拍什麼,直到傘運罷課時,才開始在現場找故事,偶然認識了一班年輕人(《亂世備忘》裏的受訪者)。這班人又好像擁有一些我失去了的特質,所以想把他們拍下來。」

陳浩倫和陳梓桓,兩位年輕的紀錄片導演不約而同地穿了黑色T恤和藍色牛仔長褲來接受訪問。兩人早在2013年已認識,當時陳梓桓想邀請陳浩倫演出他的「偽紀錄片」,陳浩倫卻回絕:「不是真的就不拍。」兩人接觸紀錄片的原因與經過都有所不同,創作的理念和態度也有相異之處,然而,紀錄片對於他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麼?

如果不是拍紀錄片你不會進入某個世界,也不會了解更多。紀錄片的形式本來也有很多值得試驗和發掘的空間。
陳梓桓

陳梓桓是個懷舊的人,工作室裏放着不少舊式家電。

最自在的創作方式

陳浩倫其實也有拍劇情片,但長片作品則以紀錄片為主,拍攝紀錄片主要是因為在港台從事新聞工作,記錄自然而然成為了他最熟悉的創作方式。陳梓桓也坦言,最初其實是想拍劇情片,但因資金不足轉拍成本較低的紀錄片,後來卻成為了更舒服的創作方式。「即使是虛構的故事,用紀錄片的形式會令我比較自在。」陳梓桓說。

在紀錄片製作過程中,「自我質疑」是吸引陳浩倫繼續拍下去的原因:「接觸一個題材或一個人,通常會有預設,但真正拍攝的時候其實大不相同。起初我以為種米只是插秧收割,但原來不止,還有很多修修補補的細節。拍紀錄片還有一種預設,你以為受訪者什麼都能解答你,但原來不是,他們自己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所以你只能不斷求變。」

一旁的陳梓桓也表示認同:「你認為會出現的通常沒有出現,但有一些意料之外的驚喜。尋找素材需要耐力,這點大概與劇情片不同吧。」陳梓桓形容,一邊拍一邊檢視眾多的素材,就好像在大海裏漫無目的地尋找終點,「不過是好玩的,如果不是拍紀錄片你不會進入某個世界,也不會了解更多。紀錄片的形式本來也有很多值得試驗和發掘的空間。」

紀錄片需要你一開始時很謙卑地請教和接觸拍攝對象,等對方打開心扉才願意給你拍,願意給你進入他的私人生活,他的人際網絡和社群。
陳浩倫

葛思恆(Ada):生於香港,早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修美國研究及心理學,及後於香港浸會大學進修社會科學碩士。她因為美國研究而愛上紀錄片,2004年參與張虹導演的紀錄片《選舉》,擔任收音助理。

從鏡頭細看主流外的人與事

媒體經常以「怪獸家長」、「直升機家長」形容當下家長對子女的溺愛和過度保護。在優秀的學業成績與快活的成長之間,家長有無掙扎過?「我帶着疑問去與香港少棒聯盟的家長傾談,感受到另類家長的矛盾,不給孩子玩不是,給他們去玩又擔心,我的拍攝過程正是他們經歷掙扎的過程。」導演葛思恆(Ada)在《家長應援團》裏拍攝香港少棒聯盟(少棒)的兩個家庭,從這項孩子打球、父母管理球隊的運動中,探索充滿矛盾的親子關係。

整個拍攝過程讓我與兩個家庭一同去成長、摸索,學習各個角色怎樣運作,最終我亦能了解這些另類家長關心什麼。
葛思恆

導演葛思恆以一年時間拍攝紀錄片《家長應援團》,用鏡頭紀錄這項孩子打球、家長管理球隊的小眾運動。家長在少棒球隊中擔當不同的角色,如裁判、計分員、攝影師和啦啦隊等,每個星期六日都不辭勞苦支持子女。

Ada是成人棒球業餘隊的隊員,經常在練習時看見少棒的家長積極參與子女的運動,有的做裁判、計分員,有的做攝影師,記錄練習過程。家長如此投入的情景,令Ada心產疑問:「雖然太陽很曬,但家長踎足一日,陪孩子練習三小時。有的即使小孩長大了已不再打球,他們仍繼續留下來做裁判、計分員。我開始問究竟這運動給了家長什麼?這種親子關係是怎樣形成的?」Ada於是找少棒家庭傾談,最後有兩個家庭願意接受拍攝。

Ada將構思寫成計劃書,參與2011年CNEX紀錄片徵案大會,最後成功獲得資助。CNEX是非牟利的民間文化組織,每年舉辦不同主題徵案,支持兩岸三地的導演製作紀錄片。獲得資助後,Ada花近一年時間跟隨兩個家庭去練習,又到台灣拍攝比賽,找來台灣朋友黃郁芳作聯合導演,製作成30分鐘紀錄片《家長應援團》,該片亦在本年的華語紀錄片節中放映。

卓翔:1983年生於香港,於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系畢業後投身電影及廣告行業,任職副導演及場記,參與作品包括《色戒》、《親密》等。短片作品曾在台北金馬影展及香港獨立電影節放映,影片先後獲邀到倫敦、紐約、台北、北京及上海等地放映。卓氏憑《乾旦路》獲「第十三屆華語電影傳媒大獎」最佳新導演提名,並獲「2013年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獎(電影)。

《乾旦路》講述兩位男性粵劇演員一心想成為花旦,但粵劇界卻少有乾旦(男生飾演花旦),即使路途充滿困難,二人依然堅持理想,在不同的舞台上演出。

為未來追溯歷史留下種子

Ada透過拍紀錄片帶出教育議題,而80的導演卓翔則以紀錄片喚起社會對戲曲演員的關注。他的《乾旦路》講述兩位本地粵劇男演員從小醉心粵劇,一心想成為花旦,但粵劇很少有男性花旦,因此不為主流劇團所接受;《一個武生》則講述青年崑劇武生陽陽被師父柯軍挑選為崑劇武生繼承人的故事,雖然崑劇於2001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白先勇等文化界名人大力推動,但卓翔曾訪問一眾年輕演員,他們大多不確定會否繼續演下去。

卓翔多年來在劇團「進念十二面體」從事統籌工作,認識不同戲曲演員,又與他們結為好友,了解年輕演員的掙扎,他認為這些故事很重要,便以紀錄片的形式使傳統戲曲得以「傳開去和留下紀錄」。「大家未必當下急着去看紀錄片,但只要留下紀錄,以後大家便可以追溯戲曲的發展。」卓翔說。

你和被訪者的關係是好好玩的,他才是「寫」劇本的人,他給予你看哪一面,很影響故事如何走下去,而我是作出反應的那個人。
卓翔

關注被遺忘的藝術人 填補題材空洞

他又指出在香港製作本地紀錄片的重要性,「香港的電影市場正在萎縮,以本地故事為題材的電影較少,大部分電影都不是在香港拍的。就算是香港導演,在香港拍戲,拍的也以類型片居多。而類型片與香港人的生活有距離,很少回應當下、一般人的生活,大多是有關英雄的故事,與大多數人的生活脫鈎,而紀錄片則填補了這個空洞。」以他兩部紀錄片為例,題材為被遺忘的年輕演員,他們正用「身體去記錄將會失傳的傳統文化」,同時亦是年輕人成長的故事,人人都能從中體會成長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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