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202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由戴塞羅斯（Karl Deisseroth）、赫格曼（Peter Hegemann）和納格爾（Georg Nagel）三位科學家奪得，表彰他們在光遺傳學技術發展與應用中的開創性貢獻。
在獎項公布後，《澎湃新聞》專訪了兩位與獲獎者有深度交集的中國青年學者——赫格曼的博士生、南京理工大學副教授盧穎洪，以及戴塞羅斯的前博士後、上海科技大學助理教授豆佳宜，講述名師風範與對創新的思考。

從綠藻到神經元　好奇心驅動突破

光遺傳學源於一個簡單問題：水中的藻類為何跟着光游動？盧穎洪回憶，赫格曼早年對單細胞綠藻的趨光性深感著迷，花了極長時間探究其分子機理。

2001至2003年間，赫格曼與納格爾成功分離鑑定綠藻中感受光刺激的關鍵蛋白質「通道視紫紅質」。這是一種光控離子通道，特定波長的光照射時，通道會瞬間打開並允許離子通過。

當時這僅被視為植物學與生物物理學的發現，但戴塞羅斯完成了關鍵的思維跳躍。豆佳宜指出，戴塞羅斯既是科學家，也是精神病學醫生，擁有臨床醫學博士學位。他認為治療精神疾病的關鍵在於了解大腦機制，但傳統電刺激或藥物往往波及大片腦區，只能證明相關性，無法精準指認哪些神經元導致行為。

他聯想到：既然藻類光敏蛋白也是離子通道，若將其表達在神經元上，便能用光操控大腦。2005年，戴塞羅斯團隊成功將光敏通道蛋白導入哺乳動物神經元，以脈衝光實現對神經放電的精確控制。

該研究最初投稿時因「過於超前、宛如科幻」被《科學》（Science）和《自然》（Nature）拒稿，最終發表在《自然·神經科學》（Nature Neuroscience）上。

此後二十年，光遺傳學成為現代神經生物學的核心基石，應用於記憶、情緒、運動控制及睡眠機制研究，並在視網膜退行性病變的復明療法中進入臨床試驗。盧穎洪認為，光遺傳學是「屬於未來的技術」，可成為腦機接口的技術底座，未來或能擺脫侵入式電極，以光與大腦高效通訊。

赫格曼重教科書多於諾獎　戴塞羅斯內斂具人文關懷

盧穎洪眼中，赫格曼是古典而純粹的科學家，身材高大、整潔挺拔，極具自律精神，每天準時上下班，常年堅持鍛鍊。他追求科學知識的積累與突破，曾有人嘲弄他「產出不高」，但他從不為所動，也從不用成果壓力給學生「打雞血」。

赫格曼曾問盧穎洪，科學家最高成就是什麼？盧答「拿諾貝爾獎」，赫格曼搖搖頭說，最高成就應當是成果能寫進教科書。他帶盧穎洪聽過一位九十歲科學家的報告，那位先生七十歲時發現一個機制，最終寫入教科書，赫格曼認為那才是真正成功。

作為導師，赫格曼給予學生極大自由與包容。盧穎洪形容在他門下「就像一個在花園裏玩耍的孩子，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完全沒有催促」。生活上，赫格曼極具保護欲，曾批准思鄉的盧穎洪回國探親兩周，又曾親自出面與房東交涉，為遭鄰居敲詐的學生撐腰。

豆佳宜則形容戴塞羅斯內向、冷靜，話不多，但骨子裏極具人文關懷。他年輕時愛寫詩，甚至想過當作家，選擇精神病學是因為體會到精神病患者的痛苦最難被社會理解與醫治。

戴塞羅斯給予學生很大發揮空間，對常規平庸的想法反應平淡，但一旦學生提出天馬行空的假設，他會雙眼放光、全力支持。

豆佳宜曾提出用光敏工具將兩個神經元直接連通，戴塞羅斯熱情回應：「這很有意思，試一試，誰知道大腦深處會發生什麼呢？」他雖忙碌，卻兼顧家庭，曾抱著發燒的女兒進組會，一邊辦公一邊照料。

創新需要土壤　學者憂量化考核扼殺好奇心

對比中外科研環境，盧穎洪坦言，赫格曼當年的模式在當前國內評價體系下可能很難存活：「他在德國可以像一個閒散的小團隊負責人，按自己步調慢慢磨十幾年，沒人去動他、關停他的組。若放在國內高強度考核下，實驗室可能很快維持不下去。」

他認為，偉大的劃時代創新雖與努力有關，也有機緣，很多研究剛出現時，大家看不清其未來。在現行量化與計件指標下，「純粹的好奇心已經變成了一種奢侈品」。

豆佳宜曾在202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大衛·貝克（David Baker）的實驗室做博士後，她觀察到西方頂尖科學家善於尋找真正的自驅力，並據此構建獨一無二的交叉知識體系。

但現行學術與教育生態存在均質化問題，人們潛移默化認同某種成功的「最優解」，若學生有科研靈氣卻因不喜歡某些課程導致GPA不夠高，便處處碰壁，特長難以算數。

她認為，面對神經科學這類極度複雜的未知領域，根本不存在唯一路線，需要容納看似「不接地氣」的探索，以及允許年輕人走出非標準化發展路徑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