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舉行在即，但是奧運村爆出有選手及工作人員，感染新冠肺炎，賽事始終沒有因為疫情反彈而取消。
在距今一百年前的1920年，全球正在爆發西班牙流感，但是比利時安特衛普奧運，如常進行。兩次奧運之間，有沒有可比性？

西班牙流感在1918年春季大爆發，死亡人數高達5000萬人，僅次於中世紀的黑死病，所帶來的人命損失，更甚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更甚者是，其感染人數達到5億人，佔當時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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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疫情在1919年擴散，但沒有令安特衛普奧運的參賽國打消念頭。1920年4月至9月，賽事如期舉行之餘，參賽運動員升至2626人，比起戰前的斯德哥爾摩奧運的2408人還要多。值得一提的是，安特衛普奧運的參賽國比上屆賽事更少。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及土耳其等一戰戰敗國，以及成立不久的蘇聯，未獲邀請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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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來得很倉促，由奧委會選定安特衛普作為主辦城市，到賽事開始，僅僅相距兩年。比賽場館尚未落成，有些場地搭建在防禦工事上，而運動員宿舍床位不足之下，部分選手要睡在嬰兒床上。當時未有疫苗，又沒有測試科技，只能靠病徵診斷。病毒對年輕人尤其危險，20-30歲人士死亡率相當高。防疫方法只靠口罩和保持距離。受到疫情、戰爭雙重打擊，為何安特衛普奧運仍要堅持去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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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疫情，奧運帶來的政治信息，或許更重要。有人說，安特衛普奧運是歌頌戰勝國軍人英雄形象的舞台，皆因不少運動選手是剛打完一戰的退役軍人——在開幕典禮進行宣誓的比利時劍擊選手Victor Boin，就是一位空軍機師。安特衛普奧運首次加入三項儀式：開幕典禮加入運動員宣誓、放飛鴿宣揚和平信息、懸掛奧林匹克會旗展示五大洲團結。

可想而知，奧運在當時的政治意義有多深遠。當屆賽事，日本贏下網球單打和雙打項目的銀牌，為獨立亞洲國家在奧運零的突破。印度選手曾在1900年奧運贏下兩枚銀牌，但當時尚未脫離英國統治。此外女子運動員開始崛起，像法國網球手Suzanne Lenglen為人注目，亦改變了當時白人男性主導奧運的形象。今天四大滿貫之一法網，賽事場地的第二大場館，以Suzanne Lenglen命名。

而當時奧運會，參賽選手通常都是業餘運動員，可能是軍人或者社會上的精英。在安特衛普奧運，芬蘭飛人努米（Paavo Nurmi）首次參與長跑項目，並且贏得金牌。羅米以科學的訓練方法和比賽策略取得成功，令主流體育賽事出現職業選手。體育開始步向職業化，亦是安特衛普奧運的破格之處。

東京奧運面對的難題，不下於安特衛普，因為疫情下種種安排，都關乎各種防疫措施及商業贊助。但是，東京奧運同時象徵著體育在疫情下復蘇，這一步，早晚都要邁出。

東京奧運選手村內外（按圖放大）

各國隊伍進駐令選手村添色彩（按圖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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