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在上海舉行。從大模型、具身智能到智能體，中國人工智能（AI）產業規模已突破萬億元關口，全面切入工業製造、公共服務等實體經濟場景。在凝聚多邊共識與響應全球南方呼聲下，大會期間由 29 個國家共同簽署併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展現出中國正從技術的「追趕者」向「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與「多邊治理規則倡導者」跨越，也讓「規則共建」與「開源普惠」成為超越傳統大國博弈的全球共識。
如今，人工智能時代最危險的落後，也許不是沒有晶片、沒有大模型，而是無法參與制定規則。如何定義安全、解釋倫理、劃定市場門檻，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國運和人民的命運。歷史已經展示了門羅主義及其各種變形的危害，我們要警惕「AI門羅主義」——AI只是西方發達國家的AI。實現人工智能向善，必須先有向善的規則，促進文明交流互鑑，使AI成為世界的AI。這是百年變局下的時代之問。
文章分析了「技術中立論」和「技術決定論」等西方敘事如何進入國際規則，使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時代面臨着歷史不公的延續。與此同時，美歐之間的監管理念與發展路徑存在分歧，其主導的治理體系前途未卜，全球南方與其等待被安排一套規則，不如自覺參與規則的書寫。參照中國的發展實踐，重視發展的同時，兼顧技術主權、風險治理與包容性增長，並通過區域協同、能力建設和南南合作，更好地把全球南方的發展訴求轉化為制度力量。那麼，作答時代之問的起筆應該是：人工智能要真正成為世界的，全球南方就不能站在規則之外。
文章原載《經濟與社會發展》2026年第1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西方敘事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全球南方的能動性困境和出路

人工智能是一種具有廣泛賦能特性的技術，其外溢效應已擴散到經濟、軍事、安全、社會治理和全球規範等多個維度。對於長期處於落後地位的全球南方而言，人工智能為其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在醫療、農業、教育等多個領域，人工智能的應用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其經濟發展的短板，優化資源配置，有機會成為全球南方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引擎。然而，既有發展水平的差距使得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領域面對着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壓力：在經濟層面，全球南方處於人工智能產業鏈分工不平等、核心技術被西方發達國家少數企業壟斷的困境；在政治與治理層面，全球南方則面臨由少數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發展規則、治理碎片化等問題。在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驅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全球南方依舊處於機遇與挑戰並存的矛盾狀態，並且結構性挑戰持續存在，從而限制了人工智能在全球南方發展進程中的效能。

▍問題的提出

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在為全球經濟注入強勁動能的同時，也加劇了全球南北發展格局的失衡，使技術鴻溝與發展差距愈發凸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GII）顯示，在涵蓋133個經濟體的排名中，沒有任何一個全球南方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可以躋身前十。根據普華永道預測，到2030年人工智能對南美洲和非洲地區經濟增速的貢獻率將分別為5.4%和5.6%。這些數據顯示，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中，儘管全球南方在宏觀經濟增長率上仍保持較快水平，但在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關鍵技術領域，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實則在持續擴大。

（一）全球南方人工智能發展的內在環境

全球南方擁有世界70%以上的人口，且人口結構相對年輕，這為人工智能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與廣闊的市場，同時也帶來了海量而多樣化的數據資源。根據2025年OpenAI發布的ChatGPT使用報告，到2025年5月，最低收入國家的ChatGPT採用增長率是最高收入國家的2倍以上。人工智能在全球南方具有豐富的應用場景。例如，非洲政府、企業及社會多方協同積極應用人工智能，為農業、工業、金融、教育以及醫療等行業注入強勁的發展動力。肯尼亞移動支付平台M-Pesa通過應用人工智能技術，使其在用戶註冊、日常使用等環節更有效地惠及低收入群體，其部分功能已超越傳統銀行的服務範疇。此外，西方發達國家將工作量龐大的數據標註工作外包給全球南方，低人工成本的優勢使馬達加斯加等全球南方國家得以有效承接此類業務，從而為其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

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契合全球南方發展需要，為全球南方提供發展動力。然而，全球南方進一步加大應用人工智能的基礎仍顯薄弱。因長期處於相對落後的發展狀態，經濟實力不足導致全球南方難以承擔人工智能發展需要的研發投資和人才培養成本；技術和基礎設施的不足導致全球南方難以參與計算、雲空間等人工智能核心領域的發展工作。但是，技術和基礎設施落後是一種相對的落後。斯坦福大學以人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Stanford HAI）2025年4月發布的《2025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顯示，2024年全球約2/3的國家已實施或規劃基礎教育階段計算機科學教育，覆蓋率較2019年翻倍，其中，非洲和拉美地區進展最為顯著。

（二）全球南方人工智能發展的國際環境

自21世紀初以來，大國博弈態勢逐漸取代冷戰後相對緩和的國際格局。以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智技術發展的可能性和已有規範的有限性為大國博弈留足了戰略空間。這種競爭格局不僅加劇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碎片化趨勢，也使全球南方國家在技術路線與合作選擇上面臨政治壓力和戰略風險。

在技術競爭加劇的同時，人工智能相關的國際規則與制度安排日益完善。202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布了《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建議書》；2024年7月，國際勞工組織（ILO）與聯合國秘書長技術事務特使辦公室（OSET）共同發布《關注人工智能鴻溝：塑造未來勞動世界的全球視角》；2024年9月聯合國未來峰會通過了《未來契約》及其附件《全球數字契約》和《子孫後代宣言》；2025年8月聯合國大會決議設立「人工智能獨立國際科學小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對話」的工作機制。除聯合國以外，其他主要國際行為體也在積極推進人工智能治理。例如，歐洲議會在2024年通過了《人工智能法案》；歐盟委員會在2025年4月推出「人工智能大陸行動計劃」，並計劃繼續提交《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發展法案》提案。早在2019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就頒佈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人工智能原則》，並於2024年5月進行更新。非洲聯盟於2024年發布《非洲大陸人工智能戰略》，並於2025年5月發布《非洲人工智能發展與監管問題高級別政策對話公報》。這些國際組織的行動以及相關政策、報告的發布不僅標誌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向規範化和法治化的方向邁進，也顯示出全球南方的關切正逐漸被納入全球治理體系。

（三）西方敘事下全球南方結構性劣勢的延續

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力受到自身發展條件與外部發展環境的制約，但這種結構性劣勢絕非時代的產物。全球南方國家人工智能發展面臨設備落後、人才不足、技術依賴等問題。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領域，通過「新門羅主義」「新殖民主義」等政策，擴大國際秩序的南北不平等。在這種西方敘事主導下，全球南方人工智能發展的結構性劣勢極易被進一步固化。西方國家憑藉其在國際規則、國際組織以及跨國企業技術等方面的優勢與主導地位，為人工智能發展設定倫理框架、市場準入門檻與技術標準。這在表面上確保了規範的普適性和中立性，實則延續了全球南方在技術與制度中的邊緣化和從屬化地位。與此同時，全球南方雖擁有顯著的人口紅利、精準的發展訴求與豐富的應用場景等優勢，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經驗可供借鑑，但在缺乏制度保障和話語權地位的情況下，這些潛在優勢難以轉化為可持續的競爭力。同時，西方敘事不僅體現為「數據殖民主義」等形態，更深植於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思維定勢之中。這種慣性不僅直接影響了全球南方人工智能發展的路徑與方式，更塑造了人們理解和討論發展的思路，使全球南方從需求到生產都被限制在西方的現代化框架之中。西方發達國家以技術先進和制度經驗的優越感為前提，將特定的現代化模式普遍化、規範化，進而對全球南方乃至某些被納入西方範疇的國家構成認識和實踐上的雙重約束。

在此背景下，本文嘗試揭示西方敘事如何通過國際法與國際制度嵌入人工智能治理，從而在制度層面延續全球南方國家的結構性劣勢；結合中國在法律與政策層面的實踐經驗，探索全球南方如何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塑造自主敘事，避免被動接受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規範框架。

▍相關研究進展

（一）全球南方的發展要求打破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

傳統發展模式已經不適應全球南方當前發展需要。對於發展相對落後、制度較為脆弱的全球南方而言，因地制宜的發展思路更能契合其發展需求。有研究認為，全球南方的發展應該強調主權優先的再分配，而不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秩序。國內學者多從全球南方崛起的角度切入，強調在經濟、政治及國際事務等領域，全球南方成為推動世界格局變化的重要力量，但同時也承認難以整合的多元化利益訴求依舊構成其主要發展制約。其中，發展鴻溝、技術鴻溝和數字鴻溝是全球南方內部分化的首要表現。有學者從國際規則與制度的角度出發，指出在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和議題上，全球南方難以有效落實其倡導和創立的新理念、新原則和新制度。國外學者通過分析裁軍案例指出，全球南方在某些領域已不是被動的規範接受者，主張打破西方偏見；有學者認為，拉美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塑造者而非參與者；有研究指出南南合作的核心依舊是打破對西方的依賴，主張全球南方發展的自主性，傳統的、由西方主導的國際合作敘事源於殖民時期將全球南方視為落後地區，導致全球南方合作組織喪失能動性。總體而言，國內外相關研究已較為詳實。相較之下，國內學者大多采用宏觀分析視角，而國外學者更側重於具體地區的案例分析。雙方雖進路不同，但對全球南方正在挑戰西方敘事下的國際秩序這一事實有着共識，也都更加註重全球南方的制度主張和話語表達。

（二）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治理領域面臨困境

在發展問題和國際秩序層面，學界逐漸認識到打破西方主導敘事的重要性，但具體到人工智能領域，除中國等少數國家之外的全球南方國家在技術、法律等層面的競爭力依然嚴重不足，受到技術領先方的制約。這種根植於殖民時期的依附性使拉美地區將人工智能視為擺脱欠發展、追趕西方的工具，而非解決本土問題的手段，進而忽略社會本身所構建的關於發展與落後的概念問題。既有研究指出，全球南方已有的人工智能成果正在挑戰西方發達國家在人工智能認識、理解和應用方面的中心地位。有研究者指出，美國利用數字技術加強對全球南方的監控，以此重塑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權力結構。另有研究者認為，人工智能引發的技術變革加劇了國際分工的不平等。從這一視角看，數字技術的快速進步反而會增加全球南方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發展差距的難度。在網絡治理領域，合作理念的分化成為全球南方能動性發揮的重要限制。另外，在全球南方參與人工智能治理過程中，中國的實踐提供了有效可靠的借鑑樣本。

總的來看，現有研究已經關注到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發展中的困境、潛能及局部突破，但對於其在人工智能治理格局中面臨的核心問題，無論是技術上的落後還是話語權的缺失，抑或兼而有之的結構性劣勢，現有研究提出的解決方案與批判焦點都指向了西方發達國家及其主導的國際制度。

（三）西方敘事下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人工智能治理的相關國際法與國際制度並非價值中立，常常在結構上掩蓋併合法化西方發達國家在技術、標準與市場層面的主導地位。比如，Couldry等學者將當代數據關係描述為「數據殖民主義」，指出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如何利用數據提取和全球價值重新分配從而延續殖民式的不對稱依賴關係。通過「數據殖民主義」「依附性」與「規範外溢」等概念可以發現，當前的國際規則體系存在一種將西方偏好制度化的傾向，從而將權力差距轉化為被賦予普遍適用價值的法律或標準。

在機制層面，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其強勢市場地位與立法能力，把本國或區域規範塑造為全球實際標準。Bradford指出，歐盟（EU）憑藉巨大市場影響力與嚴格法規，促使數據保護等領域的規則外溢到非歐盟地區，從而令其他國家和企業在設計產品與制定規範時不得不考慮歐盟標準。學界關於國際法如何把敘事轉化為規則的分析通常採取硬法與軟法分類方式。一方面，某些規則以條約或法規等硬法形式出現並具有直接約束力；另一方面，大量原則性、指導性文件屬於軟法（如《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建議書》），這類軟法不具有強制力，但在規範話語、政策模板與能力建設項目中發揮重要影響。Abbott等學者對硬法與軟法的論述表明，不同形式的法各有優勢，軟法雖便於達成一致並處理不確定性，但比硬法更易被佔據話語優勢的一方利用，從而塑造規範性框架。

西方發達國家在人工智能治理中關注的要素主要是權利、安全和市場。第一，在權利方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歐盟（EU）等組織在其政策文件中常將隱私、透明、問責與人權置於治理核心。例如，《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建議書》強調以人權為中心的原則，推動倫理與能力建設成為國際共識的一部分。第二，在安全方面。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相關的國際討論中，對人工智能安全的監管逐漸成為熱門議題。在2024年人工智能首爾峰會（AI Seoul Summit）上，以英國、美國為代表的10個國家和歐盟成員國在2023年《布萊切利宣言》的基礎上，進一步簽署了《首爾宣言》和附件《首爾人工智能安全科學國際合作意向聲明》。第三，在市場方面。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電子商務與數字貿易報告表明，數據跨境流動與電子商務規則正成為多邊談判的核心。對於西方發達國家而言，無論是推動市場開發還是鞏固數據本土化，都處於話語優勢地位。

綜上所述，國際法與制度體系在人工智能治理中不只是技術治理工具，同時也是權力再生產的場域。西方發達國家所強調的「人權」「風險治理」「市場一體化」等話語，藉助硬法規則、軟法文件，並輔以標準化機制，逐步形塑全球可接受的治理架構。在規則形成與實踐落地的過程中，全球南方由於資源與能力不足，往往成為被動的接受者，其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衡在數智時代被延續。

文章來源於《經濟與社會發展》雜誌，作者為劉懿陽、黃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