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制裁已是拜登價值觀外交的最高點?

撰文:葉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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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問題上(新疆)團結一致的跨大西洋回應令人欣喜,它向那些嚴重違反乃至踐踏普世人權的個人或實體發出了強力回擊的信號。今後,我們將在相關問題上繼續與盟友協調以採取進一步舉措」——在歐盟就新疆人權問題做出「率先制華」的行動榜樣之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也及時跟進,對歐洲盟友近年來,尤其是自特朗普(Donald Trump)時代以來少有的力挺華府之舉給予了「御批嘉獎」。

上述「新疆出擊」不過是拜登(Joe Biden)當局價值觀同盟策略的最新成果,本月早些時候,布魯塞爾方面曾就普京(Vladimir Putin)當局拘捕反對派領導人納瓦利尼(Alexei Navalny )的「踐踏人權」之舉做出類似的回應。歐盟一度提議對俄羅斯經濟的敏感部門進行重大制裁,以至於俄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直接以完全凍結雙邊關係的嚴正警告作為反制。作為俄歐外交危機的附帶效應,長期被華府視為「眼中釘」的北溪二號工程也「如願以償」地陷入停滯之中。

不難看出,價值觀紐帶在上述頗有成效的「人權外交」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拜登上台後重振盟友體系,放出的第一大招就頗有成效。未來美國還將繼續利用這一紐帶發力。在3月25日的首場記者會上,拜登強調,面對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雄心,全球民主國家有必要站在「同一戰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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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這是21世紀民主效用與獨裁政體之間的一場戰爭。」「我們必須證明民主行之有效。」拜登説,他希望在2021年年底前舉辦一次民主國家峯會,就抵制獨裁政體的崛起達成「共識」。

然而,縱觀整個美歐聯盟體系,價值觀紐帶很少能夠起到像最近兩大案例中那樣發揮關鍵作用。

價值觀並非盟邦關係的最核心

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於價值觀紐帶在這一聯盟體系中只有錦上添花之效,卻無中堅頂梁之功——這一點從對該聯盟的歷史維度考察中可得充分映證。

彼時,華府以近乎大包大攬的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計劃全力扶持歐洲經濟復興和政治重建,並通過防務安全領域的北約組織以及經貿領域的關貿總協定兩大支柱逐步構建起了日後為華府建制派精英習以為常的跨大西洋聯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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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上述政治經濟領域全面交融的前提下,大西洋兩岸的意識形態與價值理念才逐漸出現了「相通之勢」。於是乎,以民主自由與人權高於主權兩大原則為核心的價值觀紐帶也在期間潛移默化地成為大洋兩岸的「默認共識」。

由此可見,經貿與防務安全才是跨大西洋聯盟體系的核心支柱,價值觀紐帶不過是附着於兩大支柱之上的「贈禮」。雖然如此,作為一種在美歐執政精英圈內化了大半個世紀的「贈禮」,在條件合適的情形下,依然可以成為華府重整盟友體系的獨門暗器,最近發生的案例充分反映了這點。

拜登重振盟邦防務與經貿效果甚微

拜登當政以來,雖然在各種場合一再鼓譟諸如民主同盟之類的價值觀外交,但在重整盟友體系的實際微操作上仍然採取了多線並進的務實路線。自2月以來,先後在防務安全與經貿兩大支柱嘗試發力,但從反饋效果來看暫時不甚理想。

在2月中旬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拜登當局試圖以讓歐洲盟友增加防務預算的方式實現與後者在北約體系內更加平衡的「新型夥伴關係」,卻遭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就坡下驢式的「裹挾」:彼時馬克龍不僅在發言中旁敲側擊地要求白宮新主儘早兑現其「與盟友平起平坐」的承諾,還公開表示現在的美國已不是全球強權,而已經轉變為「太平洋強權」。

在重整北約體系上暫無成效之後,拜登當局又將目光轉向了經貿領域。試圖以在關鍵產業上與歐洲達成技術同盟的方式,重新籠絡盟友。但由於華府新主上任至今並未就特朗普時代施加的對歐經濟制裁——尤其是針對參與北溪二號項目或者與伊朗進行「非法」貿易之歐洲企業的制裁——的問題上做出任何可以鬆動的承諾,歐盟方面的配合意願十分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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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以法國前駐美大使維芒特(Pierre Vimont)為代表的「對美強硬派」還公開提議布魯塞爾方面應該對華府長臂管轄的「僭越」之舉採取對等報復舉措,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歐盟核心利益。

在經貿安全兩大支柱暫且無法調整的情形下,價值觀紐帶就成了拜登當局唯一可以藉助的手段。

作為歐盟軸心之一的德國今年將迎來換屆大選,由於強人領袖默克爾(Angela Merkel)已確定不再連任,德國的各路政治勢力都在蠢蠢欲動。歐盟內部一方面存在強大的親美力量,這已經是最大程度給盟友面子的示好之舉。另一方面政局不穩之際各路力量都在發揮應對中國威脅的選項向美國靠攏。

顯然,藉助於歐盟內部政局不穩的東風,拜登當局的價值觀同盟策略正在發揮着華府預期之中的效力。

蜜月期不會一直持續

價值觀只是雙邊關係的一環,現階段盟友們不願意駁美國面子,願意呼應親密關係,是第一考量。美國同盟友的關係處於剛剛找到過去感覺的蜜月期。未來伴隨着拜登更多政策逐步釋放,是否能夠再次組織盟友做出類似新疆問題的重大制裁,本身取決於美國和盟友關係的修復程度和彼此博弈態勢。

尚未走出新冠肺炎疫情泥潭的拜登政府前不久祭出1.9萬億美元刺激計劃,對全球各大經濟體帶來的輸入型通脹壓力相當巨大。

在各國都有經濟復甦訴求之際,美國和盟友是否能夠在經濟和軍事領域進一步達成共識,取決於美國經濟的復甦程度,以及美國幫助盟友的程度。拜登重振盟友體系的高峯時期會不會只限於當下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