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埋身記錄巨星真面目 盧玉瑩鏡頭下香港的電影黃金時代

撰文:周穎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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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是2018年年末,Facebook 突然流傳開一些黑白舊照:危坐窗邊的劉德華、雙手托頭的徐克導演、坐地玩貓的鄧光榮、整理儀容中的林青霞、只穿內褲的林子祥、舉槍扮鬼扮馬的章國明導演......
無論你本身是影迷與否,看到這些舊照都會忍不住驚嘆。相片經典之處,在於那些今日響噹噹的人物,在相中不只返老還童,更難得的是他們在片場實在地工作中,沒有騷首弄姿,褪下華麗的光環,只有努力奮鬥的身影和最真實的喜怒哀樂。相片的紀實性,讓本來總被人簇擁着的大人物,回到了普通人的「貼地」卻不失個性的狀態。
攝影:©盧玉瑩(照片由受訪者提供),攝影(訪問部分):徐尉晉,撰文:周穎瑤

許鞍華,導演,攝於1979年。©盧玉瑩

28mm鏡頭拍攝人像

這批名為《電影人》的相片,經由「盧玉瑩映像」Facebook 專頁發布,拍攝者正是盧玉瑩女士。相片數量相當多,技巧專業,盧玉瑩本人卻不是全職攝影師。她的正職是中學老師,30年來桃李滿門且受學生敬重。以下的故事只是在課餘的時間發生的,而她這段教學生涯,也成為這批相片今日再次流行的重要因素,且容後再談。

盧玉瑩沒有經歷過正統學攝影的過程,僅僅是十來廿歲的時候去美新處(美國新聞處)、去圖書館,或是去辰衝(書店)「打書釘」,看Life Magazine、National Geographic、Vogue。相機則是年少時父親所贈的Minolta,鏡頭是一試傾心的28mm,即便是拍攝人像都甚少換成中距鏡或是長鏡,她的相片卻也甚少顯出廣角鏡把被攝者拉至變形的缺陷。「沒有人估到我是用28mm (拍攝《電影人》系列相片)的,總是驚訝我怎麼可以用28mm 拍攝人像,厲害吧?」她自豪道。對28mm 廣角鏡情有獨鍾,也一併塑造出盧玉瑩的拍攝風格;她不是從未試過用其他鏡頭,只是24-28mm以外的領域,不是她那杯茶。「我喜歡貼人、埋身戰、要跟被攝者有感覺,我不喜歡從遠距離zoom 過去。」

按此觀看盧玉瑩作品圖輯:【圖輯】《電影人》攝影師盧玉瑩:「明星」是假象,我沒興趣捕捉

林青霞,演員,攝於1981年。©盧玉瑩

「曝光人物」攝影專欄

《電影人》的相片,便是在這種風格和態度下形成的作品,其拍攝時間大概為1979至1983年,大多都是來自《電影雙周刊》內一個名為「曝光人物」的專欄。當時是文化刊物如雨後春筍的年代,《號外》也是那個時候創刊,且在《電影雙周刊》出現之前,盧玉瑩早就有作品於《號外》面世,然而《電影人》的相片風格與《號外》中的相片大相逕庭,一問之下,才發現這並非有其他人要求而衍生的分野。

「那些相片風格的走向是我去控制的,因為那是的流行文化發展很初步,是我們帶領潮流。我拍攝什麼其他人就接收什麼,沒有人影響我們,是我們影響人。就算《號外》都沒有要求過我怎樣拍攝,是我創造屬於自己的風格,我也不知道(什麼是對的),在拍攝的過程就會摸索到自己的風格,恰巧人們也很喜歡。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也沒有那麼簡單。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不只是香港的文化氛圍,香港的電影也正值一個特別的時期,產量漸豐,內容漸趨多元,不只是要娛樂大眾的商業片,更開始有深入探討社會問題的寫實片,後來《電影雙周刊》為首的評論稱那個黃金時期為「香港新浪潮」,至今仍是香港電影充滿標誌性的時期。

火鳥電影會創會成員

而在較前的時間,不少以「火鳥電影會」為首的有心人,曾經透過出版刊物及舉辦活動,不遺餘力地在港推廣電影藝術。盧玉瑩便是「火鳥電影會」的創會成員之一。及後《電影雙周刊》於1979年創刊,盧玉瑩第一年便加入了其製作班底,並在第二十期開始主理「曝光人物」這欄目。

「當初辦『火鳥電影會』時我已經心懷狂熱,希望可以推動香港的電影、提高香港電影的水準。那我自自然然就想幫助香港的電影工作者--他們是需要被注意,提高其社會地位,那我們就想辦法去幫他們,除了跟他們做訪問、讓人們有機會了解他們之外,我便利用我最擅長的方法--攝影。」

盧玉瑩作為攝影師,早在《號外》等刊物累積有一定的名聲,加上「曝光人物」這欄目,顧名思義希望增加電影工作者被注意的機會,因此,盧玉瑩要在片場拍照,總是深得電影人們的歡迎。她總會嘗試聯絡劇組,知道他們工作的位置,上山下海都會去,然後就在那裏等,而非要各人很有型地在鏡頭前煞有介事的擺拍人像。「我是用紀實的方法拍攝的, 他們擺甫士的話我不會拍的。」

成龍,導演、演員、武術指導,攝於1981年。©盧玉瑩

「例牌」表情不拍,只拍真實模樣

電影工作者最吸引盧玉瑩的,正是他們在資源不多的片場辛勞工作的樣子,甚至是只有她才懂的那個樣子。「如果真正認識了某個電影人,你會知道他並不如世道所知的模樣,而我便是要發掘他真正的一面、最可愛的一面出來,例如張堅庭,他平時看起來很醒目,我就是想拍攝他很乖巧可愛的樣子,因為我知道他有另外一面。」

這些都得要耐心等待時機,才會捕捉得到; 更甚是,盧玉瑩不會狂按快門,只會等一個適合的時機。「例如拍攝成龍的那一張相,我在片場等了一整晚,成龍本人又『周身郁、周身飛』,還有他的『例牌』表情,我拍不下。」她形容自己就像一個佩槍的獵人,準備好隨時開槍。「(成龍)那張相就是有一晚,拍到某個情節時,成龍發脾氣、不滿意不開心,就躲了起來。我跟上去拍了那一張相就即刻離開,收工。我就是那種人,我知道我拍攝的那一張相已經夠好。」

相中的成龍當然年輕,身穿深色的功夫服,抱膝而坐,情緒明顯低落,與平日從各媒體所見到他活潑開朗的形象截然不同,亦難以想像今日的攝影師們會有機會捕捉到如此的成龍。然而,可以如此近距離拍攝到成龍脆弱的一面,盧玉瑩卻告訴你,鏡頭背後的故事並沒有怎麼感人肺腑。「我一衝上去就拍,拍完就走,我不會理會他當時的感覺的。」她直言自己身份特殊,片場眾人大都以禮待她,亦不會多質疑她拍攝的相片是怎麼樣。「人們問我刊登那些相片要不要先問過被攝者,我基本都不需要問,大家都有個respect,他們知道我拍攝他們不是要從他們身上得到利益,又不是要破壞他們的名聲,而是在幫助他們。」

『明星』對我來說是假象,我沒有興趣捕捉假象。

「跟所有人都不熟絡」

每一張《電影人》的照片,都能看得出盧玉瑩與被攝者距離之近,如入無人之境。本以為盧玉瑩與片場眾人(尤其平日感覺神秘的影星們)交情甚深,豈料她直接推翻了此幻想。「我跟所有人都不熟絡。我不喜歡與人熟絡。我不會跟人熟絡,never。我的性格就是這樣,不會花時間建立這些關係,跟人熟絡需要建立關係的,是花時間的。」

她直言自己時間不夠用,上班之餘,還要抽時間看書看電影、了解世界的文化脈搏,甚至寫稿、拍攝、沖曬照片,她都不假手於人,沒有時間與人交際。「我拍攝完畢就離開,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她笑了起來。「當然,in a way 我跟一些導演或者電影人,在那些時期一旦交談也會談得很深入,我不知道這些算不算是『朋友』,反正也不用偽裝什麼。不過,有些人經過這麼多年以後,再見面時也會覺得很開心。」

出師有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尊重,無疑讓盧玉瑩的拍攝過程較一般人要順遂,但她不忘強調,攝影師自身也有需要個人特質的配合,才能相得益彰。「你本身沒有魅力,其他人不會在乎你,你便無法得到你想要的東西。我覺得攝影其實要靠你自身--例如身體語言已經發出信息,能否讓人接受,或者『逼』他人接受。有些人要嚇唬他,有些人要哄他,要按當時反應行事,有些人的性格較強你就需要哄他,要在一瞬之間見招拆招。」

憑經驗拆開「明星」包裝

在拍攝較著名的影星時,畢竟「明星」這回事本來就是包裝,要揭開他們的面紗捕捉其真性情,並不容易;能夠成功拍得一張好作品的過程,成為盧玉瑩滿足感的泉源。「我常常都提到(這個例子),但如果你刊登出來,讓狄龍看到了生氣,我也沒辦法。」她忍不住雙手比劃起勝利V字手勢來,說起拍攝狄龍那張照片的過程。相中看到狄龍在一間臥室,拿着他的一張人像相在行走,其身後的床頭櫃放上了另一張他較小一點的人像。「我快速掃描一次他的家,發現他有大量他自己的相片--他當時已結婚,但不見他太太的相,只有他自己的--我就指示他拿着一副很大的黑白相,配以他魁悟的身形,一瞬間就要做一個決定,讓他就這樣在家中走來走去,不需要理會我。我很『陰濕』,他走了一段時間我也沒有按快門,直到他走到他的睡房。(我想)本來只有女子才會將自己的肖像放在床頭,且還用上了如此花俏的牆紙,(整個布置)和狄龍的『性格』完全不同--即是他人前的模樣與他的真實的內心完全不同。所以當他走到睡房時,我就拍了那張照片。」

狄龍,演員,攝於1980年。©盧玉瑩

「這其實要靠你一直的醞釀和經驗,才會懂得利用你眼前的事物,表達你的信息。明白的人便會知道當中的幽默,不明白的人便以為沒什麼特別,那也要看讀者本身有沒有斤兩。」為了挪開狄龍的明星光環,她特別去了狄龍的家,拍攝了此片場以外的一幕,而且比平時多花了點調度的心思,呈現出比原來「齋等」的純粹再多了丁點的企圖心。「當然有時我也會扭曲了一點,變成我在拍攝我希望被攝者有的精神狀態,因為我不想拍到他不好的一面,我選擇我認為人們好的一面來表達,是有一點霸道。」這大抵也與她對「明星」這回事的看法有點關聯。「『明星』對我來說是假象,我沒有興趣捕捉假象。」也許是因為成功發掘出「夢工場」「貼地」真實的一面,才使《電影人》這系列的相片這麼耐看。

就這樣,「曝光人物」此欄成為了影壇中的一時佳話,盧玉瑩指,當時大家都很期待新一期欄目的主人翁到底會是誰。「被攝者發現他是今期的主角,他會非常高興﹐行內的兄弟又會過來贈興,當時的氣氛是這樣的。」她自己的滿足感,也就止於見到相片拍得好、曬得好、達到目的就可以了,不外求什麼,驚喜和際遇卻自然而生。

徐克,導演、監製,攝於1980年。©盧玉瑩

開專頁發布經典照片

首先是出書:第一版的《電影人》只印了1000本,而出版者不是別人,而是被攝者之一的徐克與施南生創立的「電影工作室」。「他們倆就很喜歡我拍攝『曝光人物』欄目的相片,常說喜歡將幾期欄目攤出來細味。當時『電影工作室』剛成立,有點閒餘時間,就索性將這些相片出書。」之後,2005年吳文正接洽盧玉瑩,促成了同一系列的相片加入了《香港攝影師系列》叢書當中,亦讓相片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及報導。

接着便是十多年後,盧玉瑩開始回想她那些相片,這次由她的學生Alex 幫他重新整理,建立了「盧玉瑩映像」的Facebook 專頁,不定期放幾張當年經典上去,引來一陣熱議。「例如章國明,我們相識幾十年,他見到相片再現很開心,然後我另一些朋友看到了相片又很愉快,明明他們都看過那些相片,甚至可能有收藏原書,但他們也覺得高興。」

在網上重新發布《電影人》系列相片,人們對相片的評價,卻不見得是盧玉瑩最在乎的事情。「Personally,外邊的人怎樣想,不會影響到我。但我很感動,感動有位年輕人願意幫我保存這些相片,這令我很開心。這是我跟他之間的情誼,平白不會有人這樣做,年輕人這樣做的那份心意,是我最珍惜的事情。對於我來說,大家迴嚮如何波濤洶湧,對我來說也不會影響到我情緒,我是覺得我們之間的師徒關係,可以合作這個企畫出來,人生何求?這是我覺得最大的收穫。」

盧玉瑩堅持要捕捉電影人最純粹的追夢過程,多年間遊走各個片場,紀錄了香港電影翻動起新浪潮的經過。(徐尉晉攝)

然而,時代在變,或許變得令盧玉瑩也始料不及:《電影人》系列之所以沒有持續拍攝下去,事緣到了1983年左右她因有其他工作,停了《曝光人物》的欄目,之後到現在竟也就沒有重啟這個系列。她不諱言是感到歉疚的。「我沒有繼續(拍攝)下去,對不起後來coming-up 的行家、電影業中的人才。我覺得他們也應該受到某一些的重視,或者特別的關注。我對他們感到抱歉,因為有些導演我還未替他們拍照,我就收起了此欄目。現在我也無法重新拍攝,我不懂得拍了。」不懂,當然不是說不懂拍照。「我想我不會習慣現在的制度。譬如我現在去片場拍照的話,會有很多人會問我幹什麼、然後會搜身甚至會看我拍攝了什麼。現在有經理人制度,又多了人限制你的行動,我怎會受這些氣?」

當年盧玉瑩不收分文期期交相,她回憶當年一班文藝青年決心要辦好一本雜誌、推廣電影文化,做了很多「蝕底嘢」;雖說「蝕底」,但自豪感由心發出來。(徐尉晉攝)

後記:盧玉瑩不想受的氣

盧玉瑩現在不想受的氣,大抵是來自廿一世紀被制度、利益、猜疑等負能量沖昏了的氛圍,又或者是她的出身,來自一個記者這一輩難以想像得到的烏托邦。當年搞一本雜誌、決定內容和相片風格,在盧玉瑩口中,說得像學生辦報那樣隨意,一切由零開始,辛苦卻讓人甘之如飴。「那時我們沒有那麼企業化(的概念)。那時就我們一班文藝青年,很想辦一本好的雜誌,我很想搞好香港的電影,就是一種熱誠--我們全部人都不收報酬,都是出錢出力地做。」

這是盧玉瑩口中的「蝕底嘢」,但她在席間至少說了十次「開心」,顯然那是一種青春無悔的熱血往事,令人羨慕;過程中聽到有關文化界電影界前輩如何相濡而沫,互相尊重及信任彼此的專業,甚至有點牙癢的感覺。30年後的今天,多得人們老早就摒棄不少專業的底線,形成人與人之間難以取信於人,造就一堆制度化的規條,以及出於猜疑的要求。烏托邦早已在瓦解,純粹而真誠的事物變得更矜貴,正如《電影人》系列體現的人性與純粹,讓相片成為永恆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