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罷工於香港消失？
因為8月5日的反修例政治性罷工，社會突然意識到香港這個「返工搵錢」至上的城市，竟然有不少人願意罷工一天。不少人質疑「8.5罷工」是例外，然而翻開歷史，香港從來不乏政治罷工的經驗，上世紀前半葉的幾次大罷工更可謂聲勢浩大。為什麼當年可以成功號召大罷工？又有什麼原因令這個城市忘記了罷工的力量？罷工難，政治性罷工更難。在現行法律上，政治性罷工沒有明確保障，換言之，當參與者因政治訴求暫停工作，或會因而被僱主解僱。諸如運輸業等「手停口停」的工種，都面對較高的罷工風險，但偏偏這些工種才是罷工是否成功的關鍵，因此，有人形容政治性罷工就是要「賭了自己份工」。
話雖如此，香港歷史上仍有不少人願意「賭了自己份工」。上一次的大型政治罷工已經是上世紀六七暴動期間，由親中的工聯會發動的反英抗暴罷工；再數上去，就是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和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單從這三場大型罷工，可見香港其實有一定的政治罷工的歷史。
這些歷史固然受香港在中國內戰和冷戰格局下的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例如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起初源於華人海員爭取加薪，但當工人集體回鄉時，就得到當時中華民國的廣東政府經濟支持，令罷工多了不少政治意味。及後的省港大罷工，更顯然是受當時的民族主義風氣影響，主要的訴求都是針對港英政府對華人的不公平待遇。
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香港就無可避免地成為國際冷戰格局下東西方互相鬥爭的場所；六七暴動時自然受內地文化大革命氣氛影響，加上工聯會在香港積極動員，港人的民族情緒被激化，出現了連續幾個月的「反英抗暴」鬥爭，政治性罷工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策略。
既然香港從來不缺政治罷工的經驗，為何六七暴動後，就再無成功的大型政治罷工呢？
其實，1989年「六四」慘劇之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原本計劃將6月7日定為「死難同胞哀悼日」，呼籲全港罷工、罷課、罷市，並舉行集會。
然而，當日凌晨在油麻地碧街附近發生騷亂，數以千計身份不明人群在彌敦道近長沙街至碧街一帶聚集，當中有人破壞、縱火及襲擊警察。警方出動大量人手應對，施放幾十枚催淚彈，並拘捕十幾人。《明報》曾經報道，「一批為數約數十人的男子，部份身上有紋身，分駕多輛掛有十七軍及十八軍字樣的黑布在車上，沿着彌敦道向尖沙咀方向行駛」。《星島晚報》則以「北京電台廣播暗示喬石担大旗 滋事分子鬧事悼念集會全銷」為頭條報道。時任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其回憶錄《大江東去》記載，收到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的電話，引述警方情報指內地派員來港搗亂；司徒華為避免影響集會以至整個民運，緊急取消了6月7日的全港三罷及遊行。
歷史的轉折罷工消失 工會淡出
「中共派員搗亂遊行」的說法固然疑點重重，亦曾被人質疑為何北京要派員襲擊中資機構、六四後三天北京還有沒有心思關心香港等等，有關疑問的確有待更多歷史資料曝光才能解答。但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當時主要的政治性工會聯會—工聯會—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的退場。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回歸之途已定，國共鬥爭意識退卻，與台灣國民黨關係密切的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影響力逐步減退；與此同時，工聯會則開始走入建制，為配合內地利用香港作為對西方世界的窗口角色，該會在罷工等工運問題上也變得溫和。
在1967年事件之前，工聯會是經常支持或直接號召罷工的，但在該年工聯會之失敗，卻導致其退至一個「後座」之位置，而在發生工潮時，僅對那些非正式之罷工委員會提供協助與輔導，但是隨後因為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改善，同時香港作為中國外匯來源之地位，亦日益重要，因此工聯會所採取之姿態，亦漸趨溫和及妥協。而這種策略取向，更在1978年中國對外採取「開放政策」後，進一步加強，日益明顯。但是在1982年稍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以及就十九世紀之中英條約（其中割讓香港，以及訂明1997年將租借之「新界」交還），發表聲明。而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亦作出回應，表明中國在1997年若收回整個香港之意願。此後—特別是在1984年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以及其隨着之條約後—工聯會之領導階層，為了保持香港之安定繁榮的需要，似乎並不鼓勵罷工。而自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僱員最激烈之工業行動顯然來自公共與社會服務行業這此分系—他們行動之主要方式，是較為倚賴例如示威及「不合作」運動等方式，多於直接進行罷工。
除了政治因素，香港人口和產業結構的轉變亦影響了勞工運動的發展。戰後嬰兒潮，香港至七十年代中期的工作人口增加了接近一半，加上產業轉型顯著，不少有工會傳統的行業如航海、紡織、電子業等都萎縮，而新興的服務業雖然新增大量工作人口，但工會人數卻未有按比例上升。據《兩代縱橫》所述，「就是那兩個有政治傾向之工運中心之屬會，似乎在招收新會員之吸引力亦在下降中：因此他們不只未能有效地利用近期頗為有利之經濟、社會及政治環境及條件，去開拓他們新會員的範疇（似乎與七十年代早期所表現之招聘活力相距甚遠），甚至它們似乎有困難去填補因退休、轉業等原因而出現之正常會員流失量。」
新中產階級興起社會運動訴求轉移
該書一項「僱員對工會之認識及態度」調查還發現，認識工會工作的僱員比例由1976年的78%跌至1985年的55%；同期，有直接工會經驗的僱員比例由45%跌至36%；另外，反對工會的僱員比例由35%跌至22%。由此可見，自八十年代起，工會已逐漸偏離僱員視野。
另一方面，同樣自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的社會運動主要是被「民主抗共」的民主運動所主導，而推動這個民主運動的希望主要寄託在中產精英身上，帶動社會變革的組織基礎不在職場和工會，而是在社區以及如雨後春筍的壓力團體和利益團體。例如，1987年1月出版的第253期《明報月刊》刊登了時為公共行政學學者張炳良的〈新中產階級的冒起與政治影響〉，裏面提到八十年代湧現了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組織化的政治活躍分子，他們所組成的政治團體諸如「匯點」和「太平山學會」等，對政府政策、公共事務、以致九七問題都敢於發聲：
隨着九七之臨近，新中產階級的社會重要性愈加明顯，它們將是未來港人治港的中堅力量，對香港有較強的投入感。香港的未來固然操於中國當局之手，但也同時操於新中產階級之手。假若因種種原因，令新中產階級對香港的態度由審慎的樂觀轉為悲觀失落，對參與政治及港人治港之希望幻滅，致使他們要各謀出路，則社會上一個主要的支持在九七年後穩步發展之基石將會消失。
當然，1984年前的工運未必有強烈的階級面向，國共鬥爭和冷戰氛圍的影響可能更為顯著。然而，香港在九七後的命運大體定下來後，鬥爭氣氛淡卻，傳統工會組織「退場」，新興的精英、高度政治化青年人因其階級特性，不以工會作為組織想像，以致罷工，不論是政治性罷工抑或經濟性罷工都幾乎絕迹。
《兩代縱橫》曾列舉1968年至1986年報稱的罷工（停工）數字，由1968年至1973年間的39宗，下跌至1983年至1986年的9宗，一個「幾乎不再重要之數字水平」。雖然勞工處記錄的「勞資糾紛」在同期有上升趨勢，但當中的罷工比例顯著下跌，而且絕大部份由工人自發，事先未有工會介入。可以說，政治罷工已經在香港的抗爭想像中被「遺忘」，即使近年有人再提出政治性罷工呼籲，例如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今年「反修例浪潮」的早期，都有全港大罷工的呼籲，但都未見成功。
翻查勞工處職工會登記局的資料，2017年本港職工會會員總數有916,040人，將其除以受薪人口，得出職工會的參與率是25.02%，換句話說，在香港的受薪人口中，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工會會員，而這個數字在近幾年有上升的趨勢。就這個比例來說，比其他國家（或曰工會密度 union density）其實不算差。以美國為例，當地在2018年的工會會員比率為10.5%，比2017年下跌0.2%。台灣在2015年的數字是7.3%，韓國和新加坡在2014年的數字分別是10.3%和18.9%。不過，香港的工會會籍重疊，即同一僱員可以因為政治認同或福利社交原因而加入多於一個工會；一些較大的工會，例如公務員工會，會邀請較小的公務員工會加入成為屬會，所以，有關數字是多是少實難一概而論。
加上前文所述，這些工會未必在政治問題，甚至在經濟議題上主動發聲，比如「退居後座」的工聯會就佔了僱員工會人數接近47%，到底這四分之一的工會參與率代表多少政治能量，值得質疑。再者，相關的政府統計頗為有限，例如沒有相關的年齡統計，無從推敲世代與工會組織的取態之關係。
相比之下，美國就有研究發現年輕人對工會的正面取態有上升趨勢，68%的18至29歲受訪者對工會有正面態度，這個年齡層的人只有46%對企業有正面態度。這項研究雖不是官方負責，但對於工會和工運的發展都至關重要。
上文刊載於第17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2日）《消失的政治性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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