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經濟．上】疫情致客流大跌 共享企業轉型自救
新冠疫情的陰霾在中國內地逐漸散去，受到重創的社會正在緩慢恢復，人們的日常生活回到正軌：工作、上學、用膳、購物。曾經如火如荼的共享經濟狂潮，一度被疫情打亂陣腳，如今，這個新業態又重歸賽道，有些企業面臨破產重組，有些則頻傳上市，息鼓偃旗還是大步向前，共享經濟的未來又再度受人關注。
人們自問，病毒威脅下，有多少人願意和陌生人同處一個車廂、共用一個辦公室和自修室、租賃別人的二手衣服和包包？但是，正因為疫情，人們減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害怕身處人流密集的場所，以致共享單車、私人影院有望再現商機。這些變化讓我們聯想到共享經濟發展緩慢的香港，不得不重新審視公共空間和資源該如何再規劃？
如果說，2019年是共享經濟狂熱的一年，那麼2020年，無疑給這個新興產業當頭澆下一盆冷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社會運作停滯，限聚、隔離、保持社交距離，通通打亂了人們日常生活的陣腳，更影響了共享經濟的發展。
疫情考驗客源
「鼎盛時期，深圳曾經有六七十家共享自修室，疫情期間關閉了三分之二。」在深圳經營共享自修室的「95後」劉俊傑告訴《香港01》記者。劉俊傑的自修室叫做牡蠣自習室，第一家店開在深圳蓮花北附近，如今已經是深圳共享自習室中的龍頭企業。
共享自修室的理念很簡單，客人付費租下小小的方寸之間，便可以享用安寧的讀書、學習空間。走進牡蠣自習室，可以看到書桌被打造成一間間獨立細小的空間，每一個「小格子」都有枱燈和電源插座。這種付費租用產品服務的模式，也是大多數共享經濟的核心商業模式。
劉俊傑介紹說：「現階段自修室的供需關係並非完全依賴互聯網配置，互聯網技術和資源也很難從根本上提升當前商業模式下自修室的供需關係。原因是用戶使用時間長、翻台率低，因此很多自修室（包括我們）依然可以僅憑線下營運維持和獲得一定利潤。」
劉俊傑的自修室其實在2019年才正式營運，恰好趕在疫情前，「我們去年9月開設第一家店的時候，深圳只有十幾家付費自修室，但到年底，全市就有60多家了。」
一場疫情之後，3、4月份的深圳，僅存的共享自修室大概不到26家。
共享空間是共享經濟的一大業務。放眼全球，共享辦公室企業WeWork在這波浪潮中曾經如同標桿般存在，但是，這間巨企也因為來勢洶洶的疫情而遭到致命打擊，許多客戶，尤其是初創企業，紛紛考慮停止合約，甚至不惜違約。疫情令許多企業不得不實施WFH（work from home，在家工作），更一度讓共享辦公室的存在價值遭到懷疑。
深圳一家共享辦公室星維路X-VALUE的負責人Churchill告訴《香港01》記者，疫情發生前，他們的各個項目的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續租率也很高，而且「轉介紹」（客戶介紹客戶）的情況很多，疫情發生之後，他們正在裝修的項目延期，招商的「爬坡期」也延長，部份項目的投資金額增加，營銷費用也隨之增加，疫情期間他們只能降價，甚至主動免租給商戶，簡而言之，就是費用增多、收入減少。
另一個不得不提的共享經濟產物是私人影院。疫情使大中小型電影院紛紛關門，讓人們重新注意到私人影院這一觀影模式。它與共享辦公室和自修室的經營模式大同小異——租下一大片空間，將其劏成一間間小房間，改裝成小型的影院，顧客在其中享受個人化的觀影體驗。
在上海經營私人影院LA拉片場的江文傑直言不諱：「在疫情期間，我們肯定是血虧。」他的私人影院開設在上海的黃金地帶，成本不菲。他說，「畢竟基本成本放在那裏—由高到低為：房租、人工、營銷推廣（如大眾點評等社交網站）、物業水電、版權系統等，額外的開支還有設備升級、維修折舊等。」他的門店面積大概2,000多平方呎，擁有七間房間，疫情前每天最高峰時段接待25組客人，在社交平台的推廣效應下，周末和假日甚至爆滿。但疫情期間有幾個月暫停營業，房租還是要繳交，只能靠吃老本支撐。
面臨窘境的企業豈在少數，在今次突發的災難下，消費者一方面因為封關封城、禁足限聚等客觀因素而放棄共享經濟，另一方面也因為仍未培養共享的消費習慣，而逐漸對這個新興模式失去耐性。政府在疫情面前，也彷彿遺忘了共享經濟曾經帶來的利好，企業們只能挖掘自己的隱藏優勢，選擇轉型或者自救。
而與此同時，共享經濟衍生出來的一人經濟似乎更受如今有「潔癖」人們的偏好。
（節錄）
上文節錄自第24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1月16日）《共用概念削弱 孤獨經濟流行共享經濟疫後大洗牌》。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