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經濟．下】香港缺乏發展土壤？政府企業需思考
上文提及，疫情爆發以來，消費者一方面因為封關封城、禁足限聚等客觀因素而放棄共享經濟，另一方面也因為仍未培養共享的消費習慣，而逐漸對這個新興模式失去耐性。政府與企業在疫情來襲之下，似乎也對共享經濟抱持「半放棄」的態度。在如今人人皆要「保持距離」的大環境下，共享經濟衍生出來的一人經濟似乎更受如今有「潔癖」人們的偏好。
模式之困和盈利之難
但是，一切可以順利地進行嗎？共享經濟經歷跌宕起伏的發展，究其原因，和其內在的弱勢有關，疫情也讓一些問題得以曝光。疫情下，衞生安全是人們首先關注的。Janice告訴記者，以她和她周圍的朋友圈為例，在疫情發生時到現在一段時間中，她們都不敢去戲院，以及在早晚高峰的時候避免在擁擠的車廂。Janice說，疫情讓她們對娛樂活動的需求減少，或者索性自己在家看書、看電影。人們被疫情培養了孤獨經濟的消費習慣，到底是選擇居家還是選擇花錢去享受這些共享經濟，仍存在懷疑。
面對人們對重大公共衞生事件的顧慮，劉俊傑說：「我們會限制人流，那些願意來消費的顧客就說明他們已經考慮過病毒傳播的問題，針對這群人，我們會做好安全措施，例如讓空間更寬敞。」他說，目前國內對這些共享空間都沒有一套完善的法例去規管，以他的自修室為例，在平台上架時，他註冊在教育板塊，公司則是註冊在科技板塊。只有他們按照培訓用房標準，行業內大部份自修室只遵守基本的室內消防規例，甚至連消防規例都不遵守。
私人影院在內地受到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頒布的《點播影院、點播院線管理規定》監管，但江文傑透露，「怎麼獲取牌照，需要有使用正規的版權系統和統一的預約計費系統、場所的消防設施合規、場所所在建築屬於商業性質用途等。監管政策已經出台，只是落地執行細節仍然欠缺。」但他預估：「這是疫情過後，私人影院必然會經歷的監管。」
那麼，是否所有的經濟模式最終都能走向共享呢？「概念可以，現實不允許。」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前共享健身房員工說道，疫情之後，大家的確都喜歡隔間做得好、產品更衞生安全的共享服務。但是，當中涉及的成本投入，卻是一些小微企業無法負擔的。江文傑也向記者表示，他們這些私人影院「目前是受疫情『照顧』」—因為，內地政府早前在疫下，對小微企業推出扶持措施。一旦恢復正常經濟運作，共享模式的競爭還是十分殘酷的。
亞洲市場中，日韓發展的一些新興商業模式值得借鑑。例如共享自修室雛型的發源地韓國，市面上有大概5,200家自修室，韓國總人口才5,163萬人。韓國獨生子女家庭較少，大多數學生和兄弟姐妹共用學習空間，因此也讓共享自修室找到機會。韓國的共享自修室滲透率極高，幾乎覆蓋每一個社區，讓消費者看到極致的便利。而在孤獨經濟風靡的日本，同樣也是人口密度高、地方小，但社會對共享經濟接受度很高。當地政府還出台了很多政策，例如民宿法等，規範市場和傳統行業有序競爭。
香港問題突出
反觀香港，同樣擁有高密度人口，資源和空間問題是被眾人討論的沉痾宿疾。地產和金融行業如此發達的城市中，一場疫情還是給經濟帶來重大打擊。香港政府或許需要思考，如何給這個新型的商業模式一個生存空間。
前文提到的WeWork在2016年進駐香港，分別在港租下多處共享辦公地點。但在傳統的地產開發商眼中，這些「二房東」的做法風險很大，一旦需求下跌，共享泡沫就會破碎。今年，WeWork就因疫後市場低迷，無力承擔高額租金成本，棄租香港兩個據點。這不是孤例，在香港，因為高額租金樓價，許多共享經濟只能縮小規模，或將店舖遷至樓上，樓上健身房和樓上自修室比比皆是。倘若地產寡頭能放下霸權主義，向基層讓步，或許未來香港的經濟會百花齊放。
另一方面，港府對共享經濟的規管也急需調整，以適應發展。例如Airbnb於2018年在港召開記者會，促請政府修改法例，容許其在港合法出租民宿，後來也不了了之。為了維護和保障的士業權益，香港的網絡共享租車或網約車平台皆受法規限制。2016年，香港警方曾以非法載客罪逮捕本港多名Uber司機，事件引發社會熱烈討論，讓人窺見政府對共享經濟缺乏一個可以平衡各方利益的監管體系。
Janice曾在港生活五年，「在深港兩地生活之後，我發現共享經濟非常需要因地制宜。在國內外，有很多共享經濟甚至新興經濟模式出現，香港可以學習，但是不能東施效顰。」她舉例，共享辦公室可以和酒店合作，疫情期間，酒店沒有客人，可以較便宜租金供本土小型企業辦公。目前香港不少企業商家正嘗試不同轉型模式，但達成規模仍需時日。
無論如何，在每一個人的眼中，他們只會期待看到共享經濟帶來切實可靠的便利，尤其在疫情當下，人心惶惶，人們的生活模式發生變化之後，新型產業極易被洗牌，政策需跟進，企業如何靈活應對，便是對一座城市及其執政者的最好考驗。
上文節錄自第24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1月16日）《共用概念削弱 孤獨經濟流行共享經濟疫後大洗牌》。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