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主流校園內，平均每8名學童便有一人被標籤為「特殊教育需要」（SEN），2025/26學年就讀於公營普通中小學的SEN學生突破7.17萬人。當這群孩子告別校園、步入成人世界，以自閉症為例，其全職就業率卻僅約一成二，顯示香港共融政策存在困局。要打破現有困境，單靠傾倒預算絕不足夠，翻轉觀念更為重要：從曾經的「矯正」少數人使其適應社會，達致「優化」社會環境讓少數人能夠融入，助力特殊需要人士融入社會也應不僅僅局限於校園。近年逐漸走入大眾視野的「腦力多元」（Neurodiversity）概念，倡導將自閉症、ADHD及閱讀障礙等大腦神經特質「去病化」——神經差異並非待修復的「故障」，而是人類基因庫中自然且寶貴的多樣性。從這一視角出發，或能讓共融理念真正貫穿腦力多元人士從求學到就業的重要人生環節。

【「不一樣的大腦」系列深度報道之一】

共融政策運行多年仍存問題

根據香港教育局及醫管局最新數據顯示，目前全港公營普通中小學中，經診斷患有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及特殊學習困難（如閱讀障礙）的在校學生已達 7.17萬人。這意味着在香港的主流校園裏，平均每8名學童就有一人屬於特殊教育需要（SEN）群體。

如果社會能更好地協助他們順利融入，這股龐大的年輕勞動力在未來必能轉化為推動社會前行的生產力。然而理想與現實仍有巨大鴻溝。以成年自閉症人士為例，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自閉症成人就業調查》在2024年3月發表一項調查報告顯示，目前本港 ASD 成人的全職就業率僅有約12%，高達六成五長期處於失業或待業狀態。這反映出香港對這類群體的幫扶仍在各個階段存在問題：從學前的家庭支援與早期干預、中小學共融教育的資源匱乏，到中學後多元化教育的斷層，以及職場上共融理念的欠缺，整個社會支援體系皆需要邁出更關鍵的一步。

這種短板的造成，歸根結柢是認知亟需更新——問題的癥結從不在於少數人的適應不良，而是在於我們的社會習慣由中心向邊緣發號施令，強求少數人削足適履來擠入一個類似的模具，卻鮮少願意為了身處邊緣的人微調運作方式，忽略了社會本身就缺乏共融觀念、彈性制度設計與無障礙配套。

這種調整也並不僅僅有利於需要幫助的少數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助理教授林宇軒接受《香港01》訪問時提到「下斜路緣效應」——無障礙斜坡原本是為輪椅使用者設計的，但推嬰兒車的父母、拉行李箱的旅客，也都因此變得更加方便。當體制願意為了最脆弱的個體展現彈性與溫柔，這種變革最終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反哺每一個在主流秩序中感到疲憊的「大多數」。

腦力多元群體應從邊緣走向中心

90年代，西方社會出現「腦力多元」的概念。這聽起來像一個醫學名詞，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又被翻譯為「神經多樣性」。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羅頴嘉解釋，這種變革主張從「優勢取向」（Strength-based）的角度重新看待腦力多元人士，關注並發掘他們的強項，例如ADHD兒童所表現出的衝動與過度活躍，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具備適應緊迫與快速變化環境的能力。

腦力多元人士在香港社會仍處於人們的認知邊緣。協康會一級教育心理學家鄭光言向《香港01》表示，單靠統計數據低估了實際特殊教育需要/腦神經多元人士的出現率。一方面，輕微個案難以在幼兒早期被察覺；另一方面，則是家長的心理防線。「許多照顧者聽到評估會卻步，覺得孩子長大一點會好轉、或者上小學再說。」這種迴避或觀望態度令確診數字未能反映現實教育界及社福界面對的需求。

此外，診斷系統中的「性別偏見」亦不容忽視。林宇軒教授指出，現行診斷工具大多基於男性案例開發，對女性的敏感度嚴重不足。女性患者往往具備更強的「掩飾」行為（Masking）——她們透過模仿社交表情來融入群體，加上華人社會對女性「安靜、乖巧」的期望，令她們的困境在「聽話」的表象下被徹底隱藏。

同時，隨着《良醫》、《非常律師禹英禑》等以腦力多元人群為主角的影視作品全球熱播，社會對此類群體尤其是自閉症人士的認知正陷入一種兩極分化。一方面，傳統的偏見依舊根深蒂固，部分公眾仍將他們視為與社會脫節、生活無法自理的「失能者」，停留在「不擅說話、躲在一邊的小孩」的刻板印象中。另一方面，隨着Elon Musk等社會名流公開其腦力多元特徵，流行文化開始出現將其神化為一種「天才病」的趨勢。香港中文大學的林宇軒教授將這種轉變形容為一把雙刃劍。事實上，研究顯示僅有少於一半的自閉症人士擁有所謂的「特殊技能」，例如特強記憶力和音樂才能，其餘絕大多數人並沒有顯著的天才。

「腦力多元」能改變什麼？

為什麼這項運動如此重要？林教授認為，這是一場關乎社會正義的運動。其起源在於許多自閉症人士意識到：當前的相關服務或研究雖然宣稱是在協助他們，卻從未傾聽過他們的真實需求與喜好——既未曾徵詢過其意見，亦不了解他們的內心想法。

他提出，腦力多元運動的核心訴求，是希望不論是醫療、教育還是研究領域等業界，都能更多地與腦力多元人士展開合作。這種合作涵蓋諸多層面，但最關鍵的原則在於：「是否有事先徵詢當事人的意見？」或許研究人員或服務提供者自認為計畫完善，但必須先詢問當事人，甚至邀請他們一同建構服務內容。這將徹底扭轉現有的服務與研究生態——不再由研究人員或醫療專家單方面主導，而是建立起至少平等的模式，將他們的意見與視角放在首位，而非由沒有切身體驗的研究人員說了算。這充分突顯了腦力多元人士自身視角的重要性。

特區政府與社福機構在推動腦力多元政策時，亦應翻轉傳統的俯瞰視角。當局應透過制度化的參與渠道與支援措施，鼓勵腦力多元人士親身走向前台、為自己發聲。唯有當他們不再只是「被研究、被審視」的對象，而是成為自身權利的締造者時，共融才不會是一句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