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教人把高考志願填成一張沒有誤差的「精算表」，自己卻在41歲猝逝在直播間外。一個販賣「確定性」的人，最終被命運不可計算性擊倒。在數千萬家長眼中，張雪峰是那個說破職場潛規則、護航基層孩子的「自己人」；但在教育學者眼中，他卻是把升學焦慮煉成黃金的「投機者」。當一個社會需要「避坑指南」才能看懂高考志願，問題或許不在張雪峰本身。我們更需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土壤，讓這門販賣「教育焦慮」的生意長成了參天大樹？又是怎麼將不過十幾歲的孩子餵養成比成人更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徒？

「教育之殤」系列報道之一

是基層家庭「引路人」
還是販賣焦慮的「商人」

「文科都是服務業，總結成一個字，就是『舔』。」

「閉眼摸一個專業都比『新聞』好。」

「普通家庭的孩子，選專業要優先考慮就業，而非情懷。情懷能當飯吃嗎？」

清早七點，這位內地高考志願填報名師的直播間準時開播。屏幕上彈幕飛滾，家長們一邊做早餐、送孩子上學，一邊聽他用東北口音劈頭蓋臉地輸出。他的語速極快，語氣篤定，時不時揭幕一些職場八卦和社會潛規則，像一個在飯局上跟你掏心掏肺的大哥——「中國和世界上幾乎所有的500強企業，都告訴你學歷不重要，但是他們不會去齊齊哈爾大學（普通本科院校）招聘」、「寒門別學醫，周期太長扛不住」、「不要報金融，除非家裏有人脈資源」⋯⋯

這種「敢說真話」的人設，讓他從一個考研輔導老師，一步步成為擁有超過4,000萬名粉絲的超級網紅。他的志願填報服務收費過萬仍供不應求，直播間更曾創下三小時銷售兩億元人民幣的紀錄。在支持者眼中，他是打破信息差的「引路人」，為普通家庭的孩子指出了一條明路；在批評者眼中，他是販賣焦慮的「商人」，用聳動的話術把教育簡化為一場生存競賽。

今年3月24日，張雪峰突發心源性猝死，年僅41歲。這個將教育精準量化為「效率、規劃、確定性」的「精算師」，曾讓無數基層家庭相信，只要掌握足夠多的專業趨勢和行業內幕，就能在人生的道路上避開所有坑。最終，他自己卻被生命的「不可計算性」擊倒。哀悼與爭議之中，人們開始再一次反思：我們的教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避坑指南」真的避開了坑嗎？

「他是加劇了功利化，加劇了教育的問題，而沒有去促進解決這些問題。」內地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接受《香港01》採訪時表示，張雪峰是在用簡單的二分法，製造對立來獲取流量，包括家庭背景對立——「普通家庭的孩子不要報經濟學」；性別對立——「女生不應該從事金融業，容易被潛規則」；地域對立——「偏遠地方的學校都不要去」；以及最核心的專業對立——「文科無用」、「生化環材四大天坑」。

尤其是每年「高考季」，張雪峰都會製造一個新的專業話題，從新聞學到社會工作，從行政管理到市場營銷，被點名的專業無一例外地遭到家長和考生的集體迴避，內地高校某些專業甚至受此影響被迫停止招生或取消。

不過，張雪峰也有失手的時候。在2020年前後，他曾向考生極力推薦土木工程和建築類專業；四年後，內地地產行業低迷，張雪峰又轉口唱衰此類專業。熊丙奇指出：「在幾年前按照當前形勢做出的選擇，在四年本科畢業、七年研究生畢業後，產業、行業、社會形勢都發生大變化了，他無法預測未來，但總有人相信。」

張雪峰的語錄，都帶了一種過時的、陳舊的、迂腐的價值觀念，不是面向未來的。

熊丙奇用一個詞來形容這種模式：「踩踏式規劃」——只管眼前的升學結果，不理會學生的長遠發展，「家長只需要一個明確的答案。」張雪峰最核心的話術就是「避坑指南」——告訴家長某個專業是坑、某個學校不能去、某個城市沒有前途。熊丙奇的追問一針見血：「他告訴你前面有坑，但那個坑避掉了嗎？」他的「避坑」只是讓一部分人繞開，而那些沒有掌握信息資源的人，依然會掉進去。此外，在如今瞬息萬變的時代中，專業、行業興起和消亡都極其迅速——如何得知那個看似前途無量的工作又不是另一個「坑」？

家長不要長遠規劃
只要一個明確答案

張雪峰的走紅，可謂「天時地利人和」，是建立在一套精準的受眾定位和時代土壤之上。首先是家長的需求，熊丙奇觀察到，張雪峰的核心受眾是三四線城市的家長，他們信息渠道有限、對教育制度缺乏系統了解、對孩子的未來充滿焦慮，這些家長要的不是長遠規劃，而是一個明確的答案。當大學教授們還在循循善誘地問學生「你的興趣是什麼」時，張雪峰已經給出了家長最想要的東西——一個不容置疑的結論，家長執行即可。

更深層的原因，是中國教育制度的變遷。熊丙奇指出，1990年代末期，高校大規模擴招之後，中國高等教育在普及化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等級化」——985、211、雙一流等標籤將大學分為三六九等，也催生了「名校崇拜」，「以前上大學就不錯了，現在變成了上名校才不錯」。正是這種將大學嚴格分層的制度，為「張雪峰們」（高考志願填報機構在2010年代初萌芽）提供了生長的土壤——當社會用排名、標籤定義什麼是好大學、什麼是好專業，家長自然需要一份「精準攻略」來定位。

互聯網生態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熊丙奇批評道：「理性的聲音在互聯網上的傳播是很慢的，而那種煽動性的東西很容易傳播。」他認為，教育從業者不會不知道家長的顧慮，但煽動和刺激性的話語對整個社會發展都不利。更令人無奈的是，「學校的選科講座，幹不過一個自媒體的一句話。」當官方信息和專業指導在被算法放大的極端言論面前節節敗退，「教育焦慮」就成了一門穩賺不賠的生意。

極度功利的時代下
學生比成年人更現實

張雪峰是這個教育極度功利化時代的產物，也是其最成功的代言人。「我們國家現在一直在講基礎教育功利化、短視化。整個教育是唯分數、唯升學、唯學歷、唯論文，這個『唯』其實是大家心中的情意結。」熊丙奇這段話道出了張雪峰現象的深層土壤——他不是憑空出現的，他是整個社會功利化教育觀孵化出來的。從家長到學校，從用人單位到政策制定者，每一個人都在這場「唯」文化的共謀中扮演了角色。

「普通家庭的孩子，沒有資格談興趣」、「不要用興趣綁架前途，興趣不能當飯吃時，先吃飽再說」——張雪峰賺錢凌駕於興趣的一系列金句被學生和家長奉為圭臬。李琳瑋在福建省廈門市一所公立高中擔任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據她觀察，現在的學生比老師和家長都要現實，在信息化時代，他們能提前接觸很多有關就業的信息，其中就包括張雪峰。「他們對張雪峰的價值觀應該沒什麼負面評價，他們很信奉張雪峰代表的這套『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調競爭、強調弱肉強食」。

當教育只剩下「務實」和「計算」，當「穩定」和「上岸」成為一代人的集體信仰，當社會已經不存在空間讓孩子探索自我、發展興趣的時候，我們是否還能理所當然指責「張雪峰們」的世俗功利？他或許不是一個好的教育者——他從未想過改革這套體制，只是告訴夾縫中的孩子從哪撞上去沒那麼疼。他的規劃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上，當然稱不上什麼「安全路徑」。但他至少是一個誠實的商人——他不過是把這個社會的醜陋與缺陷，打包販賣而已。

在香港，類似的故事正在以不同的路徑上演。1997年回歸後，香港的教育同樣日益工具化——從殖民時期強調人文通識的精英教育，急速轉向服務金融和地產業的「實用學科」崇拜。大學排名成為新的信仰，國際化淪為「將內地生計入國際生比例」的數字遊戲，DSE從「達標賽」變成考驗家庭資源的「排位賽」。兩地在「失去教育想像力」上，殊途同歸。

張雪峰走了，但他的問題留了下來：教育的本質，究竟是避免下墜還是探索自我，是讓人不至於餓死，還是使人成為更好的人？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下一代將活在怎樣的世界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