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姐姐的價值．一｜你能想像沒有外傭的香港嗎？
「為什麼有這麼多東南亞面孔的女性坐在地上？她們在舉辦什麼儀式嗎？」每到星期日，都有訪港遊客發出這樣的疑問，本地居民則會稀鬆平常地回答道：「是工人姐姐們在休息啦！」有些遊客會追問：「那她們為什麼只能坐在外面休息？」這個問題回答起來似乎有點難度——我們已經習慣了在每個周日看到外傭們席地而坐享受假期，但鮮少會產生疑問：為何她們只會在星期日被我們看見？在其它的工作時間裡，她們都去了哪裡，做了什麼？有些人甚至會抱怨外傭每逢假日便佔用大量公共空間、阻礙居民日常生活，但他們卻鮮少反思：沒有外傭，香港會變成什麼樣？他們更加難以想像，原來外傭群體每年為香港創造了約989億元港幣的經濟貢獻。
外傭佔8.8%勞動人口
自196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女性投入勞動市場，家務勞工日漸短缺。港英政府遂於1973年推出輸入外傭政策，容許全職料理家務的外傭來港，紓緩雙職家庭的家務壓力。當時正值環球石油危機，菲律賓為了增加外匯流入並降低失業率，也於1974年實施「海外僱傭計劃」，容許國民前往海外工作，並把他們視之為「英雄」。
及後隨着香港經濟騰飛，中產家庭數目激增，外傭數量也由1982年的2.15萬人，增加至1995年的15.7萬。其時印度尼西亞和泰國政府也效仿菲律賓修改勞動法，對香港、新加坡、台灣等經濟較為發達地區輸出外勞。時至今日，根據入境事務署的數據，本地外傭人數近年一直維持在30萬人以上，佔所有勞動人口的8.8%，並在2019年達到39.93萬人的高峰，後來受新冠病情疫情影響，於2021年回落至33.95萬人。
經濟貢獻常被忽視
這一數字龐大的勞動人群背後，是三十多萬個香港家庭。他們依靠工人姐姐的家務勞作，得以維繫家庭單位的運轉，如在有12歲以下兒童的家庭中，便有31.9%僱用外傭。
根據浸大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家樂指出，香港已婚夫婦對外傭的需求在過去40年來大幅上升，例如在1980年代，婚後首五年及十年聘請外傭的夫婦佔比只有5%和8%，而在一年、五年及十年內停止聘用的比例為9%、38%及68%；但在2010年打後，婚後聘用外傭比例已經飆升至21%和30%，停止聘用的比例則下降至4%、18%和32%。這一需求在可預見的未來會繼續增長，港府預計在2047年需要60萬名外傭，才能滿足安老服務。
香港對外籍家傭需要如此龐大，但社會卻鮮少關注她們的勞動貢獻——政府官員一般不會統計相關的經濟價值，普羅大眾更加不會在乎的重大作用。資訊服務公司Experian聯合慈善機構Enrich曾於2018年發布報告，嘗試量化外傭勞動的經濟價值，推算香港外傭群體創造了約989億元港幣的經濟貢獻，相當於當年本地生產總值（GDP）的3.6%。
家務勞動價值：712億元港幣
這些經濟貢獻，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包括她們從事家務勞動工作的實際價值，她們承擔家務工作後所釋放的婦女勞動力的生產價值，還有她們日常在本地生活的消費價值。
對於家務勞動價值，是指她們在本地有償家務市場上的價值。事實上，工人姐姐每天的工作絕不是一句輕描淡寫的「打掃房間，照顧小朋友」那麼簡單。香港中文大學人口遷移與流動研究中心於2019年發布一項針對外傭的調查，結果顯示只有3.6%外傭每日工作時長少於9小時，61.7%外傭工作時長達13至16小時，另有8.9%外傭每日工時達到16個小時以上。除了工時過長，缺少假期也是工作常態，調查中有58.6%外傭未能享有有薪年假，另有34.6%外傭在休假當天仍然需要工作。
雖然外傭需要超長時間工作，但她們的工資遠低於本地工人。由1970年代輸入外傭開始，港府為了保障本地工人免與外籍家傭競爭，規定外傭工資處於偏低水平。截至2022年10月，外傭最低工資為每月4,730元。例如，父母想要請人照顧小朋友時，選擇托兒所、幼兒園或私人輔導員所需要支付的工資費用是外傭的三倍，如果選擇後者的話每個月能夠節省約5,500港幣的開支。因此，當我們重新用本地市場價格衡量外傭勞動價值，每位外傭每年工作價值超過18萬元，而她們實際上的年薪不到6萬元；以2018年38.5萬名外傭進行推算，這一群體總共的勞動經濟價值為約712億元港幣。
釋放勞動力產值：201億元港幣
至於釋放勞動力產值，是由於外傭承擔了大量家政勞動，因此釋放了本地女性勞動力進入就業市場，不少更是從事白領工作，從而創造了可觀的經濟價值。在香港25至54歲並育有子女的已婚女性中，只有49%能夠進入職場，而如果她們僱用了一位外傭，勞動參與率將上升到79%，這一部分勞動力的解放為香港帶來約201億元港幣的貢獻。
Candy在金融保險行業工作，同樣身處雙職家庭，育有兩個女兒。早幾個月，受疫情影響三年沒有回家的工人姐姐，終於放假回鄉一個月——Candy形容，那一個月的生活「天翻地覆」，自己完全無法忍受。她體驗了工人姐姐的工作有多煩瑣：每天早上五點多鐘起床，送大女兒去九龍塘上學，然後又要照顧小女兒。做不完的家務，洗不完的碗筷，當時正值冬天，她洗得手都流血了。她甚至和公司的同事們說：「你們這段時間沒有緊急的事情不要找我，我的工人姐姐不在香港。」家務繁雜導致心情煩躁，結果家務就做得更糟糕。「一個得力的工人姐姐，真的給你減輕很多生活上的負擔，我只要專心工作就好，回到家已經有人把家搞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有飯可以吃。」Candy說。
像Candy這樣的僱主很常見，他們多為雙職家庭，無暇全日照顧小朋友和料理家務，外傭便成為了他們的左膀右臂，舉足輕重。前幾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香港外傭人數有所下降，勞工及福利局發文指出，外傭人數的下降是過往兩年香港常住人口及勞動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單由於外傭佔香港勞動人口約十分一，更因不少受聘到香港工作的外傭未能按時抵港，而令部分家庭成員要離開勞動巿場，留在家中照顧老幼。」
生活消費產值：76億元港幣
外傭也在香港生活，從而創造一定消費產值。根據Experian的推算，在港外傭群體每年約消費76億元港幣。她們長期居住在香港，大多數人每隔一兩年才回一次家鄉，並且會在香港購入玩具、服飾和巧克力寄給家人。在每個星期的聚會日，她們也會去購買零食小吃與朋友們分享，這些消費在全港18區一些有蓋的公共空間和行人天橋都可窺見一斑。位於中環A出口的環球商場，上面是律師樓、會計師事務所等高級的辦公樓，下面則是外傭每周聚會的場所。商場最低的三層基本都是零售商場，服務於菲律賓家傭。
上個世紀80年代，環球商場還是乏人問津的「死場」，隨着在港菲傭人數的大幅度增加，菲律賓小食店、金店、等都在這裡如火如荼地運營起來。如今，在港外傭已經形成了關係緊密的社群，她們與社群同伴分享自己珍貴的休假時光，以及工作中的苦與樂。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及系主任方偉晶是移民問題專家，他針對在港外傭進行過許多研究。方偉晶解釋，外傭熱衷於赴港工作，是因為已經有許多親友來到香港，而她們會將在香港工作的資訊分享給同鄉姊妹們。他其中一個有趣的研究發現是，長期與家人分離的外傭如果經常與家人透過電話聯絡，反而無益於她們的精神健康，因為家人很難理解她們在香港工作時遇到的難題，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安慰她們，所以很多外傭傾向於對家人「報喜不報憂」，反而會從香港其她同鄉姐妹那裡獲取情感慰藉。
中介收費高昂背負巨額債務
雖然外傭為香港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收入，但她們甚至沒有一張屬於自己的銀行卡，並且相當數量的外傭都身負債務。根據Enrich HK的統計，在香港有83%的外傭負有債務，而這一數字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分別為34%和65%。
負債問題普遍的原因之一，是外傭為了赴港工作需要支付高昂的中介費用。大多數外傭通過本國的中介進行簡單的培訓，引介她們前往香港工作，再通過香港的外傭中介與僱主面試，最終簽約。整個過程總共需要支付兩筆中介費用，通常是她們3至6個月的工資。這也意味着在香港開始工作的半年裡，她們實際上都是沒有收入的。
Enrich HK聯合HelperChoice於2021年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74%受訪者表示曾經需要支付職業介紹所費用才能在香港找到工作，48%受訪者支付了合法水平之上，即超過第一個月工資的10%作為佣金，其中還有6%受訪者支付了半年以上的工資（約2.8萬港幣）。除了需要支付高昂的中介費用，許多外傭還會將自己的部分工資寄給家人，這也是許多外傭前往異國他鄉工作的原因——為了自己的家人。
缺乏本地知識常現金錢糾紛
外傭關注團隊HELP for Domestic Workers的個案主管Rachel說，除了因為中介費用而需要借貸外，有很多外傭是因為家中有難處，而家中經濟又依賴她們的收入，所以她們的財務狀況就變得很緊張。另外，當外傭的朋友缺錢，她們也相信朋友會還錢，所以抱有「沒關係，我先幫她借」的心態。Rachel表示，工人姐姐們的理財意識不足。
Rachel是一位執業律師，她從大學時期就開始參與HELP for Domestic Workers的工作，至今已經有約7年，目前主要負責接聽和處理求助的個案。根據她的工作經驗，有一些小型借貸機構知道外傭缺錢，便會針對外傭群體推出借貸服務，收取高昂的手續費和高於法定利率的利息。這些機構會很聰明地將不合規收款項目隱藏起來，費用都不會用白紙黑字寫在借貸合同上，更不會開具收據和發票，而且在借貸合同上寫上也是合法水平的利率，乍看之下沒有違法之處，外傭也很難拿出充分的證據，難以透過法律解決紛爭。
除此之外，外傭在很多問題上都面臨相似的處境：缺乏對本地法律、生活等相關的知識。同樣的，僱主對於這位「住在家中的陌生人」的個人背景也欠缺認識。金錢糾紛是外傭與僱主之間常常爆發的矛盾，但許多僱主都不理解矛盾產生的原因，只以為是「工人都喜歡借錢」。在許多僱主群組和論壇的經驗分享中，都告誡新手僱主要與外傭制定一系列規矩，其中一條便是「一旦發現借錢，立即中止合約」。
外傭與僱主之間還存在着許多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