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姐姐的價值．二｜僱傭權力不對等 「雙贏」變成「俱傷」？
香港外籍家傭的最低工資為4,730元，只有本地家傭的一半，卻被視為一種「雙贏選擇」：從香港角度，能以低廉成本將已婚育女性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從外傭角度，可以賺取高於本國收入的工資，而且日常住宿有所保障。然而，在現實的僱傭關係當中，最長久的主題是勞僱雙方的需求博弈——僱主希望請到既聽話又勤勞的外傭，在最大程度上幫助自己分擔家務；而外傭則希望遇到既友善又講理的僱主，能夠提供有尊嚴的工作安排和薪酬待遇——但最常見的結局是「兩敗俱傷」。
好僱主遇上壞僱員：
把「工人姐姐」當家人
解僱了在家做了三年半的工人姐姐後，范小姐哭了很久，「像失戀一樣。」范小姐今年35歲，與丈夫都在大學任教，孩子出生後，無可避免需要找人料理家務，而那是范小姐聘請的第一個外傭，對方也是第一次來港工作，「很聰明，但是沒有用到正道上。」
從招聘到聘用，范小姐花了半年時間，希望找到一個聰明、英語好、反應快的工人，前前後後看了100人。有人明明被她預定了，但後來莫名其妙地失蹤；也有人在她稍作猶豫的一天內，就被別人聘請了。最終簽訂的那位有緣人，范小姐本身是有點保留的，因為對方在來港之前就已欠下不少債務，當時甚至沒有錢辦理中介手續。打探過後，范小姐才知道「菲傭欠債」是非常正常的現象，於是便借錢給對方辦理手續，成功簽約。
三年半裡，這位菲傭向范小姐借了10次錢，每一次都是提前預支工資，金額都在1萬元左右，而原因都和她老家的事宜相關。家人沒有其它收入，她說要蓋一個小賣部，讓母親自力更生，於是找范小姐借錢；菲律賓被颱風侵襲，災區受到重創，她又找范小姐借錢。幾乎各種理由都找遍了，范小姐也都有求必應，直到有一次菲傭姐姐說父親生病了，范小姐便要求看看對方留醫的照片，但工人姐姐沒有回應，也沒再提起借錢的事。
有兩件事加速了解約。有一天，有人打給范小姐說：「你家菲傭欠錢了。」她向工人姐姐求證，但對方一開始否認，一周後才承認借了一萬多元。范小姐跑去與借貸公司吵了一架：「你們不應該把錢借給菲傭，你知道她們沒有還款能力！」工人姐姐再三保證沒有其他債務，范小姐就幫她償還了有關債務；但兩個星期後，她又收到了追債電話。這下子紙包不住火了，原來自從她聘用了工人姐姐，對方除了向她預支薪水，也持續在外面借錢，一借就是三年。在解約之前，她背負了六萬元的外債，還欠了范小姐一萬元。
另一件是，范小姐發現工人偷東西。在第二次被告知菲傭欠債後，范小姐打開了從未上鎖的首飾櫃，而櫃子裡的10多款首飾早已不翼而飛，涉款約一萬多元。菲傭很快就承認是自己把首飾拿去當掉了，然後就一直哭，范小姐也很傷心。她只在客廳裝了攝像頭，之所以沒有裝在房間，一方面是比較注重隱私，另一方面是希望能以「朋友」態度對待工人，促使雙方長久合作，陪伴孩子成長。逢年過節，或菲傭的孩子生日，范小姐都會給她額外津貼。但朋友一再告誡：「你這種與菲傭做朋友的思想就是錯的，菲律賓家傭產業鏈已經非常成熟，對她們來說這只是一份工作，不會對你這個公司產生感情」。
壞僱主遇上好僱員：
過得像在監獄一樣
「我的僱主是世界上最好的僱主。」在提到自己的僱主時，Carah總是毫不猶豫地這樣說，因為她的僱主從來不會打她罵她，而且不需要她負責全部家務，並且提供令她滿足的薪酬待遇。她來港一年多，工餘時間會上YouTube分享工作和生活視頻，希望將來返回菲律賓後，不會忘記在香港的美好。有些同鄉看了影片，便私信向她請教來港工作的途徑，說很羨慕她。但Carah會告訴她們，不是所有僱主都很好人，要想清楚再決定。
不是所有僱主都很好人，也不是所有外傭都很「幸運」，包括曾經的Carah。在為這一任僱主工作前，Carah在馬來西亞和迪拜都做過家政工作，但不太順利。
「像在監獄一樣。」她這樣形容與壞僱主相處的生活。有的僱主去餐廳吃飯時不允許她一起用餐，只能在餐廳外等候，「你知道，這種感覺就像是家中的女僕」她想了想，糾正說道「不，不是女僕，是像狗一樣」；還有的生氣時就隨手打她。她曾經親眼目睹過僱主毆打同為家傭的朋友，用熨斗去燙她，Carah嚇壞了，跑去找中介說要辭職，中介告訴她：「你要麼回菲律賓，要麼為公司工作。」在不同地方工作過，Carah最喜歡香港，因為在這裡遇到了好的僱主，而工作環境也更加自由，不會禁止她們使用手機。
好僱主遇上好僱員：
相處之道是要保留空間
僱主Candy與家中的工人姐姐和睦相處，對方已在她家持續做了六年時間。她在聘請工人之前，做過不少攻略，例如在僱主群組聽取「過來人」分享經驗、思考應該如何為工人制定更加合理的時間表等等，在碰了兩次釘子之後，終於請到一位老實、單純、善良的外傭。她不介意工人之前沒有香港工作經驗，也不在乎她的烹飪技巧如何，主要希望對方幫忙照顧小孩。被問及相處之道，Candy表示，要為工人姐姐保留空間、抓大放小，沒有必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對方身上，小的細節不用吹毛求疵，因為人無完人，「就好像要求我既會做飯、又會工作，我也搞不定，每個人發揮自己的優點就好了。」
Candy也目睹過其他僱主的刻薄。有一次搭地鐵，她看到一位大概四五十歲的婦女，帶着兩個八九歲大的小孩，很大聲地責罵站在一旁的工人姐姐，而工人沒有反駁，只是反覆重申「sorry」，默默接受批評。過了一會兒，他們下車的時候，兩個小孩也轉過來對着工人說：「你抵死呀！」Candy當時聽到全身雞皮疙瘩都起來了，覺得那個僱主教壞了小孩：「不管是因為什麼事情，那個工人並沒有和你對着幹，你這樣大庭廣眾罵工人已經很沒有素質，更何況工人本就處於弱勢了，你們一家人為什麼還要這樣子？」
外傭關注團體Help for Domestic help的個案經理Rachel評價道：「工人姐姐的生活好像玩俄羅斯輪盤，運氣好就會抽到好背景（的僱主），運氣不好就抽到壞背景（的僱主）。」她希望監管部門在審批外傭簽證時，同樣需要審核僱主有沒有不良記錄。
僱傭像玩「俄羅斯輪盤」：
兩者關係存在必然矛盾？
原來，「雙贏」的前提取決於「俄羅斯輪盤」的結果，只有當好僱主遇上了好僱員，才可能出現好局面。可是，外傭行業的性質，似乎必然存在着某種矛盾。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家樂解釋說，外傭是很特別的行業，平時我們的工作只會見到彼此在辦公室裡的樣子，但是外傭住在僱主家中，僱主會看到她私下的穿着和行為。有的僱主看到外傭休假外出時穿得少，就會覺得很不應該；但僱主可能在家裡也穿得很少，卻認定那是私人場域，所以不以為然；可是，那恰恰也是外傭的工作場所。
張家樂認為，很多僱主無法準確拿捏與外傭的關係，分不清究竟是僱傭還是家人關係。他舉例說，如果把外傭當成家庭成員，適逢工人姐姐的假期，當你的家庭遇到問題，譬如你的丈夫、孩子都生病了，能否要求外傭銷假工作？你可能覺得她是家庭成員，應該幫忙，但是外傭可能認為自己只是僱員，周日理應放假，不解為何你病了我要工作。
香港外傭政策推行超過50年，市場供需和僱傭關係早已發生許多變化，但外傭政策卻鮮有更新調整。張家樂指出，其中一個典型例子是，過去香港只有中產以上家庭才會聘請這類全職留宿的外籍家庭傭工，但現在很多雙職家庭無法同時兼顧工作與育兒，對外傭需求也大幅度增加，當中包括不少生活不算富裕的普通家庭——而他們的家庭收入本就掹掹緊，居住環境也相當窄，所能提供給外傭的生活條件和薪酬待遇也大不如前，亦更容易衍生諸如上述那種無法區分私人場所和工作場景的混亂，就更難拿捏僱傭關係。
如何才能達致「雙贏」：
提高門檻還是提供支援？
香港目前對外傭僱主的要求是家庭入息不少於每月1.5萬元港幣，以及必須為外傭提供「合適和有合理隱私」的地方住宿。但張家樂說，這些要求實際上存在很多問題，因為有關條文存在很寬闊的演繹空間，很多外傭基本上沒有獨立的房間。「這些家庭投訴的內容，很多是抱怨自己的外傭很懶惰，整天不做事，但他們忽略的一個問題是：他們並沒有給予外傭一個私人空間，那她們要在哪裡休息呢？總不能24個小時工作吧？所以她們就在客廳或者廚房（休息）。那僱主又會覺得，你怎麼整天在廚房呆着卻不做事。」
不過，如果提高聘請外傭的收入門檻，又會導致很多依賴外傭的家庭手足無措。歸根究底，應該怎樣才能達致真正的「雙贏」——既為有需要的僱主分擔家務，又令有心做的外傭享受有尊嚴的工作待遇？如果為中低收入家庭提多更多選擇，例如增加托兒服務，推出更多職場家庭友善措施，令父母有更多時間照顧子女，能否減輕對外傭的需求？
范小姐目前已經重新聘請了一位已有八年本地工作經驗的菲傭。但有了上一次被借錢、被偷錢的教訓，她開始鎖上房門，並且明確告知菲傭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會給她預支工資，也不再與菲傭分享他們的家庭時光。然而，新的外傭和新的管理策略還是帶來了新的煩惱，范小姐說，常常吩咐外傭後，對方卻像沒聽到一樣。有一次范小姐一家人要去日本旅遊，多次叮囑菲傭不許外人進入家中，就算有朋友到訪，也應先通知范小姐；結果在出發前一天，菲傭仍然在就在沒有告知范小姐的情況下，招呼友人到家中作客。還有一次，她表明孩子還小，不能吃太多醬油，結果當天的飯菜比平日的還要黑。
不過，范小姐沒有考慮過放棄聘用外傭。一是因為工人沒有犯下如偷竊等「原則性錯誤」；二是在香港聘用外傭是最好的選擇，因為香港職場對待女性算是非常友好，而外傭正好幫助職業女性分擔很多家庭工作。「其實大家都知道，雖然一個家庭裏面有男性和女性，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工作仍是由女性來完成的。與其說菲傭幫助了男主人，某種程度上她幫得更多的是女主人。」范小姐的丈夫也會幫忙做家務、照顧小孩、管理菲傭，但有時這種參與「反而是一筆負擔」，因為大家各有己見，雙方未必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