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2018年7月，《我不是藥神》在內地上映後迅速成為現象級作品。這部改編自「陸勇案」的現實主義電影，以白血病患者跨境尋藥為主線，不僅創下逾30億元人民幣票房，更將藥品專利、藥價負擔、醫療可及性與患者生存權等原本屬於專業領域的議題推向公共視野。電影最具啟發性的地方，不只是揭示救命藥價格高昂的現實，而是提出一個直指現代醫療體系核心的問題：當藥物存在，患者卻因價格或制度障礙而無法獲得時，真正奪走生命的究竟是疾病本身，還是制度安排？因此，《我不是藥神》所討論的從來不只是一個醫療問題，而是一個關乎公平、效率與文明程度的制度課題。當生命價值與支付能力愈發緊密地連結在一起，醫療體系究竟應優先服從市場邏輯，還是保障生命權利，便成為現代社會無法迴避的根本追問。然而數年之後，現實世界卻以近乎顛倒的方式續寫了這個故事。

美國患者赴華求得救命藥

2026年10月20日，《華盛頓郵報》與《KFF Health News》先後報道一宗引起廣泛關注的跨國求藥案例。紐約居民Max Doppelt的母親Debbie Doppelt確診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在接受手術及化療後病情持續惡化，並出現腦轉移。當美國既有治療選項逐漸耗盡之際，其主診醫生向家屬指出，若患者身在中國，或有機會接觸另一種尚未在美國廣泛可及的創新治療方案。

為爭取治療機會，Max Doppelt最終親赴上海，購入由中國企業自主研發的肺癌標靶藥舒沃替尼（Sunvozertinib，商品名安衛力），再將藥物帶返美國。據報道，近年已有數十名美國患者及家屬採取類似方式前往中國尋求治療。這場跨越太平洋的求藥之旅，也因此成為觀察全球醫藥創新格局變遷的一個象徵性案例。

真正值得關注的，並非個別患者是否成功取得藥物，而是這宗事件所揭示的歷史反轉。當年《我不是藥神》描繪的是中國患者遠赴印度尋找救命藥。今天，部分美國患者卻開始前往中國尋求新的治療機會。從印度到中國，從中國患者到美國患者，從仿製藥到原創創新藥，看似只是求藥路徑的改變，實際反映的則是全球醫藥創新重心的深刻轉移。這不僅是角色的交換，更是創新能力與產業地位重新分配的具體表現。

中國角色正在從跟跑轉向領跑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國醫藥產業的印象，大多停留於原料藥供應、仿製藥生產以及成本優勢等層面。在這種敘事框架下，中國通常被視為全球醫藥產業鏈的重要製造基地，而非創新發源地。然而，舒沃替尼的出現正在逐步改變這種既有認知。

舒沃替尼主要針對EGFR第20號外顯子（EGFR exon 20 insertion mutation）插入突變非小細胞肺癌。由於相關患者長期缺乏有效治療方案，全球科研機構與製藥企業多年來持續投入大量資源尋求突破。在此背景下，中國企業率先取得關鍵進展，其意義早已超越單一產品成功上市本身。這不僅顯示中國醫藥產業正由製造驅動走向創新驅動，更代表中國企業參與的已不再只是成本競爭，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技術競爭。

製造能力能夠複製既有成果，創新能力則能創造全新成果。過去數十年間，中國醫藥產業的主要任務是追趕國際前沿。如今，部分領域已由跟跑逐步邁向並跑，甚至開始具備領跑能力。當企業由技術追隨者轉變為創新引領者，其影響範圍已超越單一產業發展層面，而是反映全球醫藥創新版圖正在發生結構性調整。

這判斷亦得到市場行為的印證。近年來，愈來愈多跨國製藥企業透過授權合作引進中國創新藥，並取得海外開發與商業化權利。相關交易金額往往高達數十億美元。這些商業決策反映的並非政治立場，而是市場對技術價值的認可。資本或許會追逐短期熱點，但不會長期忽視真正具備競爭力的創新成果。當全球大型藥企開始將中國企業視為創新來源而非代工基地時，本身已說明中國在全球醫藥產業鏈中的角色正發生深刻變化。

藥物從實驗室走向臨床耗時長久

然而，舒沃替尼事件的另一重意義，並不在於創新能力本身，而在於它再次暴露了醫療體系中一個長期存在的矛盾：醫藥創新能力與患者獲藥能力並不必然一致。

美國仍然是全球生命科學研究的重要中心，但強大的科研實力並不必然轉化為患者即時可及的治療機會。藥物從實驗室走向病牀固然屬於技術問題，但患者能否及時獲得藥物，則取決於監管審批、市場准入、保險覆蓋、價格機制及供應體系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此次事件最值得關注之處，正是患者在已知存在治療選項的情況下，仍需要跨越國界尋求藥物。這說明相關問題已不完全屬於科學範疇，而是涉及制度效率與醫療可及性的綜合考驗。對資本市場而言，一年或許只是財務周期中的短暫區間。但對癌症患者而言，一年的等待可能意味完全不同的生命結局。制度可以等待，疾病卻不會等待。

更重要的是，這種現象已不再局限於舒沃替尼個案。近年來，部分海外患者開始前往中國參與細胞治療研究或尋求創新治療方案。這反映的不僅是個別的醫療選擇，更意味着全球患者流動的方向正在出現新的變化。

全球醫藥創新體系走向多極化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以資本流動、人才流動及技術流動衡量一國競爭力。然而在醫療領域，患者的流動或許更具說服力。投資者可以承受市場風險，企業可以調整經營策略，研究人員也可以追求學術機會，但重症患者通常不會以自身生命驗證抽象敘事。患者最終願意前往何處尋求治療，本身就是對相關醫療能力最直接的信任投票。

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中國創新藥產業的崛起並非偶然現象。龐大的患者群體、完整的產業鏈體系、持續增長的科研投入、逐步成熟的監管框架，以及長期積累的基礎研究能力，共同構成創新藥發展所需的制度土壤。當這些條件逐步形成協同效應，中國由醫藥大國邁向醫藥創新強國便成為相對自然的發展結果。

當然，這並不意味傳統醫藥強國正在衰落。更合理的理解或許是，全球醫藥創新體系正由少數中心主導的格局，逐步演變為多個創新中心並存的格局。對全球患者而言，新增一個具備世界級研發能力的醫藥創新中心，意味着更多治療選擇、更充分的技術競爭，以及更大的生存獲益空間。因此，舒沃替尼事件真正值得關注的，從來不只是26盒藥物跨越太平洋的故事，而是其背後所傳遞的時代訊號。

《我不是藥神》記錄的是中國患者向外部世界尋找希望。而今天，部分西方患者開始將希望寄託於中國創新藥。這種變化或許尚不足以徹底改變全球醫療秩序，卻已足以說明一個正在形成的現實：在生命科學與醫藥創新的全球競爭中，中國正由追隨者逐步成長為重要參與者，並在部分領域開始取得引領地位。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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