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專欄｜奇妙的揭發者

這幾個禮拜的娛樂版與國際版，彷彿共用了一個編輯。那邊廂，新任007的選角進入「大混戰」，羅拔·柏迪臣、尼古拉斯·賀特一干英國男星，爭相要去披那件看不見的燕尾服。這邊廂，一位名叫黃樂的中國女商人，被《紐約時報》引述美方情報官員的「評估」，說她是為北京工作的間諜，而她與英偉達（NVIDIA）那位穿皮褸董事長黃仁勳，據說有過一段「戀愛關係」。兩件事擱在一起看，像極了同一部電影的A、B兩組鏡頭：A組拍西方男主角如何英明神武地拯救世界，B組拍東方女配角如何妖嬈地迷惑他、算計他，最後被他（或他的祖國）識破。荷里活拍這種戲，拍了大半個世紀，連道具和燈光都是現成的，如今不過是把佈景板從冷戰時期的蘇聯換成了中國，把「蘇聯女間諜」的檔案夾換成了「AI晶片」的出口管制清單。

當東方主義劇本延伸到現實

錢鍾書先生在《圍城》裏說，有些人「彷彿是中國造的一面鏡子，外國人從這鏡子裏看到了他們自己嚮往的中國」。占士邦系列電影裏的「龍女」，大體上也是這麼一面鏡子。學術一點的說法，是亞洲女性的形象在荷里活敘事裏，向來是「相對於白人男性氣概」而被定義的，她很少是一個自主的個體，她的身份從她與白人男主角的關係裏派生出來。

在《Dr. No》裏，Taro小姐是典型的「龍女」，因為她挑戰了占士邦的任務與性慾，所以被妖魔化；而《You Only Live Twice》裏的Aki和Kissy，因為溫順可人，便夠格當「邦女郎」。到了《Skyfall》，Severine開場時還像個呼風喚雨的「龍女」，一轉眼就蛻變成悲情的「蓮花」，成為兩個白人男性角力之間一件可丟棄的玩物。這套敘事的語法相當穩固：西方是理性的、陽剛的、英雄的「自我」，東方則是感性的、陰柔的、誘惑的「他者」。東方男性在這種框架裏，要麼是狡詐的陰謀家，要麼是等着被占士邦制伏的配角；東方女性則被賦予了一項特殊任務，用身體和情感去「迷惑」西方男性，充當敘事裏那道必須被跨越、被識破、最終被懲罰的障礙。

於是，黃樂事件被裝進這個模具裏，嚴絲合縫得令人起疑。紐時的說法是，美國情報機構「認為」她為中國國安部招募，任務包括搜集黃仁勳與英偉達AI晶片的資訊，並推動黃仁勳去游說華盛頓放寬對華晶片出口限制。注意那個動詞：「認為」。截至11月初，沒有起訴書，沒有逮捕，沒有任何公開的司法結論。全世界都在討論的那個詞是「間諜」，但唯一被當事人親口坐實的事，是「出軌」。黃仁勳發了一封道歉信，承認對妻子不忠；英偉達董事會啟動獨立調查，同時表示「目前沒有理由相信」國家安全或公司機密受到損害。也就是說，在整場風暴裏，「性」是被證實的，「間諜」是沒被證實的。這就好比一齣戲，海報上寫着「諜戰鉅製」，入場看了半小時，發現主線其實是家庭倫理，諜戰那條線只在背景裏放了幾聲罐頭槍響。

「美人計」煙幕無需嚴密論證

箇中的妙處在於，正是「沒被證實」這四個字，讓這齣戲有了無限延展的潛力。情報評估不同於法庭舉證，它的證據不能公開，因此也無法被有效反駁。一位議員說「情報機構認為」，你沒辦法要求他把證據攤在桌上，因為那本身就可能構成另一項罪名。這種敘事機制的效率極高：它不需要證據鏈完整，只需要聽起來足夠權威、足夠香豔、足夠符合受眾腦中那個早就搭好的「東方女諜」佈景。

胡錫進說「中國情報界不上床」，話說得粗，卻點出了一個更滑稽的維度：如果這真是一樁間諜案，其操作手法之拙劣、暴露之徹底，簡直是對全世界情報機構從業者的一種職業羞辱。但沒有人在意操作層面的合理性，因為這樁事件在輿論市場裏的真正功能，從來就不是「查明真相」，而是「提供一個可以被反覆搬演的腳本」。黃仁勳是AI晶片戰爭裏最關鍵的民間人物，黃樂是一個有中國背景的女性，兩人之間有過一段被《金融時報》描述為「戀愛關係」的往來。這三樣材料擺在一起，編劇甚至不需要虛構，只需要在剪輯台上把「親密關係」和「國家安全」兩條聲軌混在一起，輸出一個母帶，就可以送到全球觀眾面前。

性別在這裏扮演的角色，是一管高效的黏合劑。試想，如果黃樂是一位男性中國商人，與黃仁勳有密切的商業往來，美方情報機構對他的「評估」還會不會以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二十一天內從一篇獨家報道升級為國會閉門簡報、董事會調查和內閣級別的關注？大有可能不會。男性對男性之間的商務往來，在敘事上可以被歸類為「利益輸送」「遊說」「腐敗」，這些都是政治與經濟範疇的詞彙。但一旦主角換成一位女性，故事的類型就自動切換了：它變成了誘惑、背叛、身體與秘密的交換，變成了「美男計」的鏡像版——央視早年披露過的那類案子，是女性在境外留學時被「美男計」拉攏，然後拉丈夫下水；而黃樂這一版，則是「美女計」的荷里活規格製作，男方是西方科技巨頭，女方是東方「龍女」，結局尚未寫定，但預告片已經足夠刺激。男性的不忠叫「私德有虧」，女性的親近叫「安全威脅」——這套雙重編碼，運作了幾千年，在AI時代依然不需要任何晶片升級。

老百姓看戲即可勿做陪審團

講到這裏，不妨把這個模具再扭大一點。假如黃仁勳不是異性戀，而是像蘋果那位Tim Cook一樣公開出櫃，那麼按照同一套編劇邏輯，是否就要輪到「中國派一些美男去引誘Tim Cook」，然後奪取蘋果最新晶片情報？這個問題聽起來荒謬，但荒謬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它居然可以毫無障礙地由原有劇本推演出來。因為「龍女」只是其中一個角色設定；模具的真正功能，是將任何親密關係都翻譯成「滲透」，將任何性別配對都改裝成「美人計」。女間諜不夠，就加一點美男計；異性戀劇本用舊了，就換個同性戀版本。性別在這裏只是一個萬能插頭，插哪裏都通電，電到最後，連Tim Cook那個蘋果標誌都好像會閃出諜戰暗號。傳媒就最喜歡這種無限延伸：今天黃仁勳，明天Tim Cook，後天可能是馬斯克和一個來自深圳的瑜伽教練，再後天是OpenAI某工程師和一個會煮酸菜魚的東北網紅。每一個新組合都可以開一條新故事線，而故事線的養分，就是公眾的注意力。網絡在這裏有兩重意思：一重是AI晶片和網絡霸權，另一重是網絡輿論的煙幕。煙幕的好處，是不需要證據鏈完整，只需要足夠香豔、足夠權威、足夠符合觀眾腦中那個早就搭好的「東方美人計」佈景。

更有趣的是，這場風波恰好發生在007選角的「大混戰」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同一時間段。那邊在爭論「誰有資格穿上那件燕尾服」，本質上是在爭論「誰有資格代表西方陽剛氣概的正統繼承人」。候選名單上清一色是英國男星，年齡、氣質、票房履歷被逐項打分，彷彿在選舉一位不用投票的君主。這邊廂，黃樂連一句公開辯白都沒有說過，她的身份、動機、乃至她此刻身在何處，都無人知曉，卻已經被全球媒體安置在「女間諜」的被告席上。一邊是男人們在爭奪英雄的寶座，一邊是一個女人被塑造成英雄故事裏必須存在的那個「危險的她」。錢鍾書若在世，大概會說這叫「圍城」的國際版：城裏的男人想出來透透氣，城外的女人被拉進去充當佈景，而觀眾坐在城外，吃着爆谷，以為自己看的是紀錄片。

當然，黃樂出不出軌，嚴格說來，與你我並無半分干係。她即便真的出了軌，在一個出軌早已不是新聞的世界上，也構不成什麼道德地震。真正值得拿來下酒的，是這場事件所展示的那種敘事上的從容與經濟：一套現成的東方主義模具，一管性別化的黏合劑，加上一個足夠敏感的地緣政治話題（中美AI競賽），三樣東西一拌，就可以在幾天之內端出一盤全球熱議的菜。沒有人需要為這盤菜的真實性負責，因為它的功能本來就不是充飢，而是提供一種集體的情緒咀嚼。荷里活可以據此拍一部電影，串流平台可以據此做一季紀錄片，而我們這些「旁邊的人」，則坐在現代生活的觀眾席上，看一齣名為「真人秀」的節目。老百姓看到這些新聞，最好的態度就是當自己是一團氣體：煙來煙散，吸一口，知道有味，然後吐出來，不要太入戲。因為這場戲，說到底不過是西方自己編、自己導、自己演的權力遊戲；演員換多少個，劇本都是那一本。黃樂出不出軌，與我們無關；黃仁勳是否被引誘，也輪不到我們陪審。作為老百姓，最要緊的是懂得將這些傳媒煙幕當氣體——看戲歸看戲，不要幫他們把劇本也寫了。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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