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在人工智能重塑全球經濟秩序的今天，黃仁勳早已超越一般企業家的身份，成為全球科技產業最具代表性的標誌人物之一。作為英偉達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他所領導的不僅是一家市值數以萬億美元計算的企業，更是當前全球人工智能運算基礎設施的核心供應者。因此，任何圍繞其個人的爭議，都難以被視為單純的私人事件。

私事為何成國安公共議題？

近期圍繞黃仁勳的私人關係風波迅速成為市場關注焦點。許多輿論將焦點集中於婚外情本身，但若僅從道德層面理解整件事件，便容易忽略其真正值得關注之處。問題從來不在於一位科技企業家的感情生活，而在於為何一宗原本屬於私人領域的風波，最終竟演變成涉及企業治理、資本市場、科技競爭以至國家安全的公共議題。這個轉變本身，比事件內容更值得深思。

首先，從企業治理角度而言，董事會的介入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對一般企業而言，高層管理人員的私人關係未必屬於公司事務。但對於掌握關鍵技術、重大商業機密及全球供應鏈資訊的科技巨頭而言，情況並非如此簡單。當事件涉及高層管理人員之間的關係時，董事會不能只考慮道德評價，更必須評估是否存在利益衝突、資訊披露不足、管理權力失衡或決策獨立性受影響等風險。

正因如此，現代企業治理制度要求董事會主動管理風險，而非等待風險變成現實後才作出反應。董事會啟動調查，並不代表問題已被證實。相反，這恰恰是制度正常運作的表現。即使最終未發現任何違法或違規行為，董事會仍可透過檢討利益申報制度、調整匯報關係、強化資訊管理安排及完善企業操守守則等方式，向股東及市場證明公司具備充分的風險管理能力。若調查結果顯示存在未有披露的利益衝突或影響企業判斷的情況，董事會亦有權採取更進一步的治理措施，包括職權調整、高層重組，甚至啟動接班規劃。

企業理應依靠完善制度運作

這亦引申出一個更值得關注的問題，即企業究竟是依靠制度運作，還是依靠個人運作。許多人習慣將黃仁勳與馬斯克相提並論，認為兩人同樣是科技產業最具代表性的領袖人物，亦曾面對不同程度的私人爭議。然而，兩者背後的治理結構其實存在重要差異。

馬斯克之所以能夠在多次爭議後仍然維持極強的企業影響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其龐大的股權基礎。他在特斯拉擁有接近20%股份，本身既是行政總裁，也是實際控制力極強的重要股東。相反，黃仁勳雖然是英偉達創辦人及靈魂人物，但其持股比例僅佔公司股份約3%至4%。換言之，黃仁勳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技術能力、領導威信及市場信任，而非股權控制權。

這種差異具有重要意義。當企業主要依賴創辦人的控制權維持穩定時，董事會往往較難對創辦人形成有效制衡。但當企業的治理權力主要建基於制度安排時，董事會理論上便擁有更大的獨立空間。因此，黃仁勳事件真正提出的問題，並非他是否會重演馬斯克式爭議，而是當企業利益與領袖形象出現張力時，董事會是否有能力作出獨立判斷，並維護制度本身的權威。

「企業人格化」現象暗藏隱憂

進一步而言，事件背後亦反映出當代科技產業日益明顯的「企業人格化」現象。過去數十年，美國科技產業逐漸形成以企業領袖作為品牌象徵的發展模式。人們談及微軟，往往會想到蓋茨。談及蘋果，便會想到喬布斯。談及亞馬遜，會想到貝索斯。談及特斯拉，則會想到馬斯克。至於英偉達，黃仁勳幾乎已成為公司的代名詞。

這種人格化模式固然有助建立品牌形象和市場認同，但同時亦帶來代價。當投資者愈來愈依賴對企業家的信任，而非對制度本身的信任時，個人聲譽便會逐漸成為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企業家的判斷、形象甚至私人生活，都可能被市場重新解讀為企業風險。於是，原本屬於個人的問題，便開始影響公司的價值評估和市場信心。

若說企業人格化反映的是企業與個人之間界線的模糊，那麼更深層的現象，則是國家與企業之間界線的弱化。在數十年前，即使一家企業出現管理層醜聞，其影響通常局限於商業層面。但今天的英偉達已非一般企業。隨着人工智能晶片成為全球科技競爭的核心資源，英偉達所掌握的不只是產品市場，而是全球運算能力的重要基礎設施。

正因如此，英偉達的穩定性已不再只是股東關心的問題，而逐漸成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公共議題。當國家科技競爭力愈來愈依賴少數企業，而少數企業又愈來愈依賴少數領袖人物時，個人、企業與國家三者之間的界線便開始變得模糊。原本屬於企業治理的問題，可能被視為產業競爭問題。原本屬於產業競爭的問題，又可能被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

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國家安全概念的適用範圍開始持續擴張。過去，國家安全主要涉及軍事、情報及國防領域。今天則逐漸涵蓋晶片出口、科研合作、人工智能技術、跨境投資、人際網絡甚至企業高層的私人關係。當愈來愈多現象被放入國家安全框架下理解時，安全議題便不再只是法律問題，而成為觀察政治、經濟與科技發展的重要視角。

治理不能只靠企業家個人聲譽

當然，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一個成熟而可信的安全體系，仍然必須建立於證據、程序及法治之上。若任何猜測都能被包裝成安全風險，任何關係都能被視為潛在威脅，任何背景都能被解讀為安全隱患，則國家安全很容易由風險管理工具演變為無限擴張的解釋框架。長遠而言，這不但無助於提升真正的安全，反而可能削弱制度本身的公信力。

從這個角度回看整場風波，婚外情其實只是事件最表層的引爆點。其真正值得關注之處，在於同時揭示三個相互關聯的制度現象：企業價值逐漸依附於少數領袖人物、國家競爭力逐漸集中於少數科技企業，以及國家安全概念逐漸向市場與私人領域延伸。三者並非孤立存在，而是構成一條完整的因果鏈條。

當企業愈依賴個人，個人問題便愈容易演變為企業問題。當國家愈依賴企業，企業問題又愈容易演變為國家問題。而當企業與國家的利益愈來愈難以分割時，國家安全框架便愈容易進一步擴張至原本屬於市場運作與私人生活的領域。

因此，這場風波最終考驗的或許並非黃仁勳個人的聲譽，而是美國科技體系的制度韌性。當下一次危機出現時，支撐人工智能時代持續發展的，究竟是成熟穩健的治理制度，還是少數傳奇企業家的個人信譽。究竟是能夠被傳承和複製的制度能力，還是難以替代的個人魅力。這不僅是黃仁勳事件留下的問題，更是整個人工智能時代必須回答的核心問題。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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