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下過年無處容身　牛年政府須讓人安居樂業

新年伊始，廣大市民皆會趁此機會與家人團年歡渡佳節，然而對於大部份基層市民來說，此願望顯然甚為奢侈。截至去年底，經社會福利署登記的無家者多達1,348人，未登記人數更可能有一倍之多。在疫情下無家者人數更加急升，當中不少人因封關或失業在中國大陸回流香港的人，又因政府的限堂食令下，本來唯一的棲身之所的廿四小時快餐店亦被禁止留宿，更令這些街友在此大時大節期間更顯得形單隻影。

社會總會將流落街頭的成因歸咎於無家者本身好食懶飛、不思上進，加深了大眾的無家者的偏見。然而學界及社福界的研究顯示，香港的露宿者人數分別於在1999年及2008年錄得顯著升幅，可見露宿問題與當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及全球金融海嘯息息相關，有其經濟社會的結構性因素。更甚者香港樓價長年偏高，已經完全脫離一般市民的可承擔能力，更加劇本港的露宿問題。早在疫情爆發前，香港露宿者人數已是逐年攀升，然而政府一直對此袖手旁觀。

疫下基層困難特別多

每屆特區政府上任之初，都信誓旦旦稱會積極處理貧窮問題及增加房屋供應，然而政府的扶貧政策愈扶愈貧，公屋輪候時間更加不減反增。政府於去年底發表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政府政策介入前2019年的貧窮人口為149.1萬，貧窮率為21.4%，較前年的140.6萬人增加8.5萬人，全港約752萬人口中每五人就有一人為貧窮人口。房委會的最新數字亦顯示，截至去年底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7年，較前一季上升0.1年創21年新高。

上月第四波疫情在油麻地等地劏房林立的舊區三無大廈間爆發，更暴露本港市民居住環境惡劣的問題，甚至危及全港社會的公共健康。早前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調查顯示，有些無家者更是因為衛生欠佳，甚至因受床蝨之苦而要即使有屋住，仍要寄居於廿四小時快餐店，被迫成為「麥難民」。劏房的環境惡劣迫使無家者流浪快餐店，而政府在疫情下推出的限堂食令，更把此批社會中最無助的一群趕出街頭，對此政府拒酌情開放臨時收容中心，顯得相當涼薄。

日前便有一名確診新冠病毒的患者，便為平日會於油麻地佐治五世公園、深水埗通州街及南昌街一帶露宿的無家者，與其有密切接觸的友人亦初步確診。政府過去數年不斷收窄街頭露宿空間，包括圍封南昌天橋底、楓樹街球場看台等，去年2月更發生九名警員於通州街公園砸爛露宿者家當、誣衊露宿者藏械及藏毒的惡行。在當權者趕盡殺絕甚至落井下石的情況下，無家者無處容身下更易於街上聚集，只會增加傳播風險對政府的抗疫工作大打折扣。

貧窮無家者能否「清零」？

毋怪政府口口聲聲稱要清零，多月來卻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圍封強檢大多事倍功半，扶貧或增加房屋供應的政策更加是愈做愈差。箇中原因不外乎由於政府一直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心態，未曾真正對症下藥，解開背後社會經濟的深層次死結。此亦緣於政府從未有將無家者在內，在社會底層的弱勢社群放在心上。君不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失業援助金上仍錙銖必較，更以為何失業率4%要幫忙3.99%不幫忙，3%要幫忙2.99%不幫忙反唇相譏，自以為聰明。

政府既沒有撼動既得利益者的決心，亦沒有對無家者在新年時落泊街頭的關心。無家者在疫下過年，未有得到政府的絲微關顧，臨時收容中心依舊重門深鎖，其露宿之處反遭不斷清場。在政府一直不肯制定長遠的無家者政策，抗疫政策又強差人意、扶貧及房屋政策則小修小補下，露宿者來年享有一個安身之所的卑微願望恐怕難以實現。因疫情引發公共衞生危機下政府矢言要早日清零，然而無家者人數急升的社會隱疾下，政府又何時方有決心清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