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香港中學文憑試（DSE）周三（7月15日）放榜，24名狀元誕生，數量創歷屆新高。鎂光燈下，媒體追逐、名校慶賀、社會為破紀錄的數字歡呼。然而，增加的狀元數字，是否真的意味着香港教育的進步？還是恰恰暴露了這座城市對未來想像力的集體枯竭？數字一片向好，但香港教育的迷失，遠比想像中更深。

升學數字創新高
教育發展得更好？

今屆有約5.87萬名考生報考，整體較去年增5.4%；近四成約日校考生考獲「332A33」基本入大學門檻，當中誕生24名狀元，其中中11人是「超級狀元」。升學數字一篇向好，狀元數量更加創下歷來新高。不過，香港教育的問題，從來不在於數字本身。

去年DSE放榜，16名狀元中有11人選擇讀醫科；今年狀元選科，醫科更佔主導，24名狀元中有20名狀元已明確表達想要攻讀醫科專業。尖子生源源不斷流向利潤高、社會地位高、就業穩定的醫科，過去熱門的金融和法律都開始乏人問津。當社會的輿論將醫科捧上神壇，並冠以「聰明孩子讀的科」的稱號，狀元們又有什麼勇氣去選擇那個相悖的答案？

內地開設新興專業
香港還在重複舊路

在全球創新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當然亦有「例外」：有名校狀元赴牛津大學攻讀電腦科學，亦有畢業生獲港大「文理學士（應用人工智能）」率先取錄。儘管尖子生選擇理工科的數量仍然不多，但整體DSE畢業生的流向已在改變。與此同時，今年參與內地招收DSE學生的高校已增至165所，較去年大增20所，而港生北上報讀內地大學理工科的意願明顯上升，其中人工智能（AI）、大數據專業等成為大熱。原因離不開大灣區全力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來港設點的粵企日益增多。此外，內地大學紛紛開設國家剛需新興專業，例如暨南大學今年新增智能感知工程、低空技術與工程等七個專業。

作為天之驕子，尖子生反覆湧向同一專業，反映的不是個人選擇自由，而是社會選項的匱乏。當想要跟上時代浪潮學習新興學科的學生被迫出國或北上，香港「國際教育樞紐」的宏圖便與現實構成根本矛盾，真正的教育樞紐，應該培養駕馭多元未來的人才，而非同一條跑道上批量生產「永不出錯」的選手。再者，當最具創新潛力的年輕人被內地和海外瓜分，留給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的，還剩什麼？

大學「銀彈攻勢」
排名「做靚盤數」

為了搶奪DSE尖子生，各個大學紛紛開始「銀彈攻勢」。港大今年預留8,000萬元入學獎學金，較去年4,500萬多近一倍，「超級狀元」可獲100萬元。中大新設「鳳凰獎學金」，狀元最高可獲逾160萬元。其他院校亦不甘落後，紛紛推出全額學費、住宿資助、海外交流津貼等獎學金計劃，務求在這場尖子爭奪戰中分一杯羹。儘管港大收生總監嚴志堅呼籲學生不應根據獎學金多寡選擇大學和學科；可是，當大學高層需要公開呼籲「不要只看錢」，恰恰證明「銀彈」已成尖子生決策中不可忽視的變量。

「銀彈攻勢」只是表象，更深層的問題是香港的高等教育被商業邏輯全面滲透。在港府大力推動「留學香港」品牌的浪潮下，儘管各所大學的非本地生仍以內地生為主，而且「水碩」、「假學歷」爭議頻發，與所謂的「國際化」毫無關係，但當局仍然致力要將非本地生學額上限提至50%。為迎合QS、THE等國際商業排名的評比標準，院校也將「國際學生比例」、「國際教師比例」等指標視為兵家必爭之地，不乏以取巧手段「做靚盤數」。

資源分配惡性循環
教育鞏固階級固化

排名機構更向院校兜售定「星級評核服務」，大學也樂於購買並用作招生宣傳，形成一條完整的商業閉環。從學校到政府官員，都對這套商業排名樂此不疲，並當作榮耀寫進官方宣傳文件，變相鼓勵大學重科研、輕教學，追逐高引用率的熱門領域，搶奪國際學者以拉升排名——大學正在從「知識殿堂」被改造為一間間追求KPI的「教育企業」。

這種迷失不僅在高等教育。今年7月7日升中派位，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朱同學獲派九龍華仁書院後高唱「Happy Happy Happy」的片段在互聯網瘋傳。九龍華仁自行分配學位僅50個，卻收到約700份申請。升中生純真可愛，也難免和整個社會一起陷入「名校」的追逐。「好家庭才能上好學校，好學校才能有好資源，好資源才能教出好學生」的惡性循環之下，「名校情意結」一脈相承，教育不再是社會流動的階梯，而是階級固化的工具。

香港至今沒有一份完整的高等教育藍圖。2002年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書》（Sutherland Report，又稱「宋達能報告」）和2016年的《香港教資會資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報告》（Newby Report），作為過去20年香港高教界最重要的兩份政策文件，卻均是由主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外國專家撰寫。2025年八大簽署《大學問責協議》，首次明確六大策略方針，包括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配合「科教興國」、大灣區、「一帶一路」等戰略，但協議並未觸動教資會的改革——那個由海外專家主導評審、以「優配學額」製造惡性競爭的體制依然運轉如常，而院校依舊在本土化、國族化、國際化的十字路口徘徊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