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楊華勇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所謂「解放日」對全球大部分國家發動了關稅戰，其規模之大、樹敵之多、稅率之粗糙，不僅傳統盟友未能倖免，連杳無人煙的偏遠島嶼也榜上有名，令許多有識之士瞠目結舌。特朗普發動的全球關稅戰對國際經貿秩序產生了深遠衝擊，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特朗普關稅覆蓋了全球12.8%的貿易流量，平均稅率從3%飆升至19%，遠超WTO框架下的常規調整幅度。

因應美國對華加徵34%「對等關稅」，中方宣布對美國進口商品加徵34%關稅，又將多間美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及不可靠實體清單。中方迅速推出「組合拳」予以反擊，包括自2025年4月10日12時01分起，對原產於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在現行適用關稅稅率基礎上加徵34%關稅。特朗普東盟舞劍意在沛公，中國重招反制向霸淩說不。中國採取果斷有效的措施應對美國關稅霸凌，彰顯大國擔當和實力，為世界各國攜手捍衛公平公正、互利共贏的國際經貿秩序提供底氣，更警告美國若一意孤行，結果只會反噬其身、得不償失。

特朗普掀起的全球關稅戰，本質上是政治投機者對經濟規律的傲慢挑戰。這場以「美國優先」為名的貿易戰爭，正在將全球產業鏈重構異化為政治博弈的籌碼，暴露出民粹主義領袖對現代經濟體系的嚴重誤判。特朗普對關稅的癡迷是愚蠢的，因為美國無法重回世界工廠，顛覆貿易體系和供應鏈不現實，以及關稅導致輸入性通脹，影響美國民眾支持。

特朗普掀起的全球關稅戰，本質上是政治投機者對經濟規律的傲慢挑戰。這場以「美國優先」為名的貿易戰爭，正在將全球產業鏈重構異化為政治博弈的籌碼，暴露出民粹主義領袖對現代經濟體系的嚴重誤判。特朗普對關稅的癡迷是愚蠢的，因為美國無法重回世界工廠，顛覆貿易體系和供應鏈不現實，以及關稅導致輸入性通脹，影響美國民眾支持。

普發起的關稅戰，被許多經濟學家和政治觀察家視為一場高風險的政治博弈。其核心目標包括縮小美國華貿易逆差、迫使別國改變產業政策、保護美國技術優勢，以及兌現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承諾。然而，從多維度分析來看，這場關稅戰最終可被視為一場戰略誤判。關稅戰與全世界為敵，加速美國衰敗。

美國揮舞關稅大棒掀起的貿易戰，本質上是逆全球化浪潮的孤注一擲。這場以「美國優先」為名的經濟博弈，實則是將單邊主義淩駕於多邊規則之上的霸權操弄。當「美國優先」的利己主義撕碎其精心打造的規則衛士形象時，全球經濟秩序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撕裂風險。

全球產業鏈經過三十年深度整合，已形成「你中有我」的精密網路。中國製造的消費電子產品需要韓國晶片，德國汽車依賴墨西哥零部件，這種深度融合絕非高關稅壁壘可以切割。資料顯示，2018年中美互征關稅後，美國企業支付的關稅成本90%轉嫁至本國消費者，直接推高通脹率0.5個百分點。當前美國核心PCE物價指數仍維持在3.2%高位，印證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噬效應。

美國製造業的戰略性外遷，實為全球化分工體系的典型案例。過去三十年，美國企業將中低端製造環節轉移至新興市場，藉助美元霸權和供應鏈整合實現利潤最大化。這種產業佈局既規避了本土高昂的勞工成本和環保限制，又通過資本輸出深度嵌入全球生產網絡，形成跨國企業對價值鏈頂端的絕對控制。

從經濟理性角度觀察，美國選擇集中資源發展金融、科技與服務業，創造出矽谷創新集群和華爾街資本帝國兩大增長極。數據顯示，美國知識產權出口額是實物商品出口的2.3倍，高附加值服務業佔GDP比重達77%，這種產業結構高度契合後工業化特徵。但產業空心化帶來的隱憂正在顯現：關鍵物資供應鏈脆弱性在疫情期間暴露，半導體等戰略產業受制於人，製造業就業崗位流失引發社會結構失衡。

當前美國推動的「再工業化」政策，本質是對全球化紅利的結構性修補。回流的高端製造業聚焦晶片、新能源等戰略領域，通過《晶片法案》等產業政策重塑競爭優勢。這種選擇性回歸並非傳統製造業的簡單復刻，而是基於技術壁壘和國家安全的新產業邏輯。全球化時代的產業佈局，正在國家利益與市場規律的博弈中形成新平衡。

歷史教訓歷歷在目：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引發全球報復性關稅，將大蕭條推向深淵；1980年代日本汽車限令催生產業轉移，反令美國喪失汽車產業升級良機。如今美國政府試圖通過301條款重塑製造業，卻忽視本國勞動力成本高企、基建老化的現實困境。當歐盟醞釀對美32億美元反制清單，東盟加速區域供應鏈重組，這場豪賭終將讓美國付出經濟孤立與產業空洞化的雙重代價。

全球經濟治理需要規則維護者而非破壞者。當單邊主義利劍斬斷多邊合作紐帶時，最先流血的往往是揮劍者自己。美國若繼續沉迷于關稅戰這種飲鴆止渴的遊戲，不僅難以實現製造業回流，反而可能親手拆解維繫其經濟霸權的全球體系根基。

作者楊華勇是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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