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張寧

「港車北上」實施以來，跨境出行不再只是政策安排，而逐漸成為不少香港市民的日常選擇。越來越多香港市民選擇自駕前往深圳、珠海等地消費、休閒，甚至延伸至跨境居住與通勤。隨着2025年11月「粵車南下」啟動，首批內地私家車亦已可經港珠澳大橋進入香港，跨境車流開始呈現雙向發展。對不少大灣區家庭而言，車輛已不再只是本地代步工具，而成為連接大灣區生活的重要載體。根據香港運輸署數據，2023年初以來過境車輛數量持續上升，至2026年初已突破160萬架次。

便利之下的落差：金融體系仍未同步成熟

然而，當跨境出行逐漸成為日常，新的問題亦開始浮現：跨境出行已趨便利，但與之配套的金融基礎設施，仍在調整之中。以跨境用車為例，這種「便利與錯位並存」的情況尤為明顯。一方面，通關安排和交通銜接持續優化；另一方面，圍繞車輛使用的金融服務（包括貸款、保險及風險管理等），仍主要基於單一市場設計。在跨境場景下，用戶往往需要在不同制度之間切換，增加了實際使用成本。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服務缺位，而在於底層體系尚未完全銜接。

其中，信用體系長期是重要約束。在傳統模式下，香港與內地徵信體系各自獨立，金融機構難以獲取完整的跨境信用信息，往往需要通過補充資料或提高擔保要求來控制風險。這種做法雖然穩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跨境金融服務的效率與體驗。在實際汽車金融業務中，不少港澳居民在內地申請貸款時，仍需提供額外資產或擔保，正是這一問題的直接體現。

不過，這一局面近期已出現突破。2025年10月起，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與中國人民銀行推動的跨境徵信互通機制，已由試點階段轉為常規化運作。在客戶授權前提下，金融機構可透過數據驗證平台，對兩地信用資料進行認證，並應用於貸款審批等場景。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簡單的數據互通，而是以「驗證」方式處理跨境信用，在合規與效率之間取得平衡。當然，從目前情況看，該機制仍處於起步階段。在覆蓋範圍、應用深度及具體場景落地方面，仍有進一步拓展空間。以跨境用車為例，儘管部分貸款審批已可借助相關機制，但整體產品體系尚未完全圍繞跨境使用進行重構。

類似情況亦體現在保險領域。現行安排下，「港車北上」與「粵車南下」均採取屬地化保障模式：跨境車輛需按進入地法規另行購備當地第三者風險保險，方可合法上路。這種「分段接入」的制度設計，有助於明確風險責任，但亦意味着用戶需在不同體系之間轉換保障安排。隨着跨境用車頻率提升，這種制度間的銜接成本亦逐漸顯現。

值得留意的是，隨着「粵車南下」政策正式落地，相關制度特徵進一步被放大。當前安排採取分階段推進模式，從口岸停車逐步擴展至進入香港市區，但在金融與保險層面，仍以屬地規則為基礎。即使跨境流動本身已逐步放開，金融基礎設施仍未完全實現跨境銜接。

與此同時，電動車的普及進一步放大了這一問題。數據顯示，2025年香港新登記私家車中，電動車佔比已超過七成（見圖2）。相較傳統燃油車，電動車在購置及使用上對金融與保險安排的依賴程度更高；而隨着內地充電基礎設施日益完善，跨境使用場景亦更為普遍。在「高金融依賴」與「高跨境頻率」的雙重作用下，原本基於單一市場設計的金融體系，其在跨境場景下的適配不足，正變得更加突出。

從單向流動到制度協同：關鍵在金融基建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這些變化反映出大灣區融合正進入新階段：由「要素流動」轉向「制度協同」。當人流與物流已相對順暢，金融體系——尤其是信用、融資與風險管理機制——正成為影響跨境體驗的關鍵。

值得關注的是，「港車北上」目前所帶動的，仍以香港居民北上消費為主，其本質更接近一種「單向流動」。隨着「粵車南下」逐步推進，大灣區跨境流動已由單向探索，進入雙向運行階段。然而，若金融基礎設施未能同步完善，即使實現「雙向通行」，相關活動亦可能受制於制度分隔，難以進一步深化。

長遠而言，大灣區融合的關鍵，不僅在於人流往來，更在於資金與商業要素能否實現雙向循環。若金融體系未能同步打通，「港車北上」與「粵車南下」或只會形成「人流雙向、資金單向」的格局。

未來的重點，或不在於單純增加便利措施，而在於在風險可控前提下，推動制度之間更深層次的銜接，包括優化現有規則、透過試點機制探索跨境金融產品，以及加強兩地金融機構之間的協同。

可以預期，當信用識別、融資安排與風險保障能夠圍繞跨境生活形成更完整的體系時，「港車北上」與「粵車南下」所帶來的流動性優勢，才有望由短期的出行便利，轉化為支撐大灣區融合的長遠制度動力。

作者張寧是公共行政博士生，從事汽車金融行業，關注大灣區制度與金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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