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遠深|拒絕「一試定生死」!從日本共通測驗反思香港教育未來
來稿作者:張遠深
香港中學文憑試(DSE)將於7月15日放榜,在各中學總能看到學生及家長焦急的臉孔、疲憊的神情,以及新聞鋪天蓋地的「狀元」訪問。這幅畫面,已成為香港社會在7月內的集體記憶。然而,我們甚少停下來思考:一場考試,值得定義整個青春嗎?
DSE支配下的青春
在香港,一個學生的中學生涯,從中四選科那一刻起,便被DSE徹底塑造。選科不是基於興趣,而是計算「哪些科目容易奪星」;課外活動不是為了探索自我,而是為了填滿「其他學習經歷」的表格;補習成為學生的第二課堂,補習名師的「貼題技巧」比課本知識更重要。這一切,都指向同一個終點——DSE。
當教育被考試異化,學生不再是學習的主人,而成為了分數的奴隸。他們的潛能、創意、批判思維,在反覆操練和標準答案中被磨平。DSE表面上是一場公平的競爭,實際上卻是一場壓抑個性的流水線作業。
若將目光投向日本,我們會發現另一種可能。日本的大學入學共通測驗雖然也是標準化考試,但其背後的教育理念與制度設計,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思維。
共通測驗並非唯一入學標準
共通測驗最值得借鑑之處,在於它從來不是唯一的入學標準。日本各大學普遍採用多元選才機制:國立大學重視共通測驗加校內二次試驗,私立大學則更靈活地結合推薦入學、AO入學(即綜合型選拔,重視面試與活動經歷)、小論文等多種方式。一個學生即使共通測驗成績平平,只要在校內面試中展現熱情與潛力,或擁有出色的課外活動經歷,依然有機會入讀心儀的大學。
這種制度設計背後,是對「考試成績」與「個人能力」關係的清醒認識:分數能夠反映的,遠比一個人的真正潛能要少。一個在實驗室裏充滿好奇心的學生,可能在物理科的標準化試卷中表現平庸;一個對社會議題有深刻洞察的年輕人,可能無法在限時寫作中完整表達思想。共通測驗的多元入學體系,為這些「非典型優秀」的學生打開了通道。
更重要的是,共通測驗的科目設置展現出對學生自主性的尊重。考生可根據志願大學的要求,從六大領域三十個科目中自由組合應考科目。這種「量體裁衣」的設計,讓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來規劃學習路徑,而非被統一的「核心科目」強行塑造。
「一刀切」設計否定多元智能
反觀DSE,其問題並非技術層面的試題設計或評分標準,而是整個制度邏輯的結構性缺陷。
首先,強制核心科目是學生最大的負擔。四個核心科目中,中文、英文、數學、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每一個都佔據大量學習時間。對於語文能力較弱但數理天份高的學生,中英文科可能成為他們升學的絆腳石;對於有志於藝術或體育的學生,核心科目的要求更是一種無關的消耗。這種「一刀切」的設計,本質上是對多元智能的否定。
其次,標準化考試與創意培養本質上相悖。DSE的考核模式強調答題框架、時間管理、應試技巧,這些能力固然重要,但當它們成為教育的全部,學生的批判思維、創造力、自主學習能力便被邊緣化。一個在DSE考取高分的學生,未必能在真實世界中解決複雜問題;一個在課堂上提出獨到見解的學生,卻可能因為「答案不合標準」而在考試中失利。
第三,考試主導了整個中學課程,而非課程主導考試。這是DSE最根本的倒置。按理說,考試應是檢視學習成果的工具,但在香港,中學的課程設計、教學進度、課外活動安排,全部圍繞DSE轉動。高中三年的學習,本質上就是一場長達三年的考試準備。這種模式培養出來的,是擅長應試的「考試機器」,而非具有探索精神與終身學習能力的「完整的人」。
當教育變成一場零和遊戲
DSE制度最深刻的影響,或許不在於考試本身,而在於它所塑造的教育文化。
在DSE的邏輯下,教育成為一場零和遊戲。學位數量有限,高分者得之,低分者失之。這種競爭邏輯滲透進校園的每一個角落,學生之間難以建立真正的合作關係,因為每一個人的成功,都意味着另一人的失敗。這種文化培養的不是未來的合作者,而是孤立的競爭者。
與此同時,學生的自我價值與考試成績緊密掛鉤。考取高分的被稱為「狀元」,獲得社會的讚譽與關注;成績不理想的被貼上「失敗者」的標籤,彷彿一場考試就定義了他們的人生價值。這種單一的評價標準,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深遠影響。近年學童自殺問題令人痛心,背後固然有複雜的社會因素,但考試壓力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推手。
當一個學生的價值被濃縮為一紙成績單,當他們的青春被考試填滿而沒有留白探索自我的空間,我們還能在多大程度上說,這是「教育」?
DSE並非一無是處。它的國際認受性、評分機制的穩定性,確實有其價值。但筆者認為問題在於,當一個制度從「工具」變成「目的」,從「評核手段」變成「教育本身」,它就必須被重新審視。
香港教育應走向學習本位
筆者認為借鑑日本共通測驗的經驗,香港可以考慮以下方向:
第一,降低核心科目的強制性。將中英文以外的核心科目改為選修,讓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與專長選擇應考科目。這不是降低標準,而是尊重差異。
第二,推動多元入學。鼓勵大學減少對DSE分數的單純依賴,增加面試、作品集、課外活動、校內表現的評分比重。讓學生知道,除了考試成績,他們的獨特經歷、個人熱情、社會參與同樣被看見、被重視。
第三,將高中教育從考試中解放出來。重新設計高中課程,讓學生在最後兩年有更多空間進行專題研習、社區服務、職涯探索。考試可以是一部分,但不應是全部。
第四,改變社會對「成功」的單一想像。這是最困難也最重要的一環。只要社會仍然將「高分=名校=成功」視為唯一敘事,任何制度改革的成效都將被這種文化壓力所抵銷。我們需要更多元的成功故事,需要讓學生知道,人生的可能性遠比一張成績單豐富。
香港的教育改革,需要的不僅是技術層面的調整,而是價值層面的轉向。從「篩選人」到「成就人」,從「統一標準」到「多元發展」,從「考試主導」到「學習本位」。這條路並不容易,但為了下一代,我們別無選擇。
作者張遠深是一位日本政治評論員、時事評論家及專欄作家,專注於分析國際政治、日本本土政經架構、東亞區域安全及中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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