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郭凱傑

每年中學文憑試（DSE）放榜，媒體一如既往聚焦狀元的升學志向，今年也不例外；在24名狀元當中，約20人選擇留港讀醫，社會也習慣性地討論醫生人工高、工作穩定、地位高等因素。精英的升學選擇單一當然不健康，多年來選擇醫科後才發現不適合自己也是時有耳聞。然而，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社會多年來未能提供足夠有吸引力、有清晰上升階梯的其他出路，讓尖子們覺得值得認真考慮？

產業生態及媒體敘事的雙向影響

狀元選擇讀醫的預期回報非常明確——起薪高、職業階梯可預期、社會認可度高，是極為理性的決定。筆者上周主持一場論壇時，就有嘉賓提到肯尼亞的青年精英高度集中投身非牟利機構工作，原因也很簡單：國際長期的援助令NGO成為當地薪酬最高、最穩定的選擇之一。這不能歸因於年輕人短視，而是誘因塑造了依賴。香港狀元湧向醫科，不過是同一邏輯的本地版本。

這種集中背後，也反映了香港產業生態的現實限制。不少創科公司在香港也有佈局，但他們在香港的業務往往集中在銷售、市場推廣、上市融資和專業服務配套，而非最具價值創造力、可規模化的核心研發或高端製造。這對法律、會計、金融等專業服務當然有益，但未能創造大量有上升空間、可複製的高增值職位。工程相關科目長期不受尖子青睞，背後不是工程本身不重要，而是畢業後就業前景相對模糊，薪酬與晉升空間不如醫科清晰，逐漸形成讀工程風險較高的集體認知。

這種情況更形成惡性循環：企業因為難以找到足夠頂尖人才，而不願大幅擴張本地業務與研發團隊，結果職位階梯更不明確，進一步令精英卻步。

人工智能的急速發展更是放大了上述的問題。初級文書、編程、客服等入門職位正被加速取代，大學畢業生的全職空缺近年大幅萎縮；筆者接觸的不少大學生都對前路感到迷茫。但與此同時，國家及香港致力發展的航天科技、氫能與新能源、生物科技、高端製造、文化藝術產業等領域，相關科目卻乏人問津。這種產業現實又進一步被媒體敘事所放大。媒體每年放榜後大規模追訪狀元志向，無形中強化了成功等於做醫生、做醫生等於成功的敘事循環。

建構職業階梯、推動文化轉變

社會不應怪狀元為什麼不選這些路，而應反思為什麼其他同樣需要頂尖人才的領域，長期缺乏同等的能見度與認可。當社會真正認可並能讓年輕人看見這些行業可以提供高增值、有上升空間的職業階梯時，選擇才會自然改變。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與誘因結構的轉變也從來不是一朝一夕。

打破「唯學術論」與「唯醫科論」的關鍵，不在於勸導年輕人要多元，而在於實實在在地建構替代路徑。在產業端要讓創科、航天、新能源、生物醫藥等高端領域真正落地，形成從研發到產業化的完整鏈條，提供高質素就業選擇；在教育端要提升應用型路徑的認受性與銜接，讓青年升學就業路徑更多元；公共討論則應致力減少單一聚焦，更多地展示不同新興領域的真實成長故事。

青年出路問題從來不應該歸因年輕人不夠勇敢或太功利，而是在於社會有沒有提供足夠可信的選項。這是產業政策、教育體制與社會文化共同的責任。改變固然需要時間，但必須從現在開始正視結構性問題。只有社會願意長期投資於真正多元的上升階梯，狀元們的選擇才有機會不再局限於單一路徑，香港的青年出路才能真正打開。

作者郭凱傑是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全國青聯委員，政府諮詢委員，大專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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