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羅浚軒

8月8日，黃大仙上邨昭善樓發生的斬人及墮樓命案，在短短數分鐘內由傷人演變為死亡個案。表面上看似一宗鄰里糾紛升級的極端悲劇，但若細看背景與脈絡，實際上折射出多重長期積壓的社會問題，包括精神健康支援不足、公共屋邨居住壓力、以及基層男性孤立處境等，值得社會深入反思，而非僅停留在個別案件層面的譴責與恐懼。

從公屋噪音摩擦到隱性孤立危機

首先，案件最直接的導火線，據報是「噪音糾紛」。這類糾紛在高密度公共房屋環境中並不罕見。公屋單位面積狹小、樓層密集，加上隔音設計有限，日常生活聲音容易被放大，從腳步聲、家電運作，到家庭活動，都可能成為鄰里矛盾的源頭。據統計，噪音投訴長期位居居民投訴類別前列，但相關處理多停留在調解與勸喻層面，缺乏更具制度性的介入機制。在此背景下，當住戶本身已承受心理壓力或精神困擾時，日常摩擦便可能迅速升級。

據了解，涉嫌傷人及後自殺身亡的死者疑有精神病紀錄，這固然不應被簡化為「危險標籤」，但卻必須正視：現行社區精神健康支援是否足夠及早識別風險？現行制度主要依賴患者主動求醫或由家人協助跟進，但對於獨居人士而言，這種「自我申報」模式存在明顯漏洞。值得注意的是，死者過去與母親同住，直至母親入住老人院後，轉為獨居。這一轉變不僅是居住安排的改變，更可能意味着情感支持網絡的斷裂。香港人口老化背景下，越來越多中年或青年單身男性，因家庭結構變化而進入「隱性孤立」狀態：表面上仍有住所與工作，但實際缺乏穩定的人際支持與情緒出口。男性在面對壓力時較少尋求幫助，亦較傾向以壓抑或突發性行為應對情緒，這使其在精神健康風險上呈現另一種隱蔽性。

再看傷者一方，為濾水廠技工，與家人同住，屬典型基層勞動階層。這類家庭同樣面對生活壓力，包括長工時、經濟負擔及居住擠迫。當樓上和樓下的兩個壓力系統在同一棟大廈內相遇，而中間又缺乏有效調解與支援機制，衝突便容易積累甚至爆發。從事件過程來看，疑兇持刀進入電梯並迅速施襲，顯示其行為具有突發性與高度情緒化特徵。更值得關注的是，疑兇其後隨即返回單位並墮樓身亡，形成典型的「暴力—自毀」連鎖。這種模式在精神健康研究中並非罕見，往往與極端情緒失控、絕望感或認知扭曲有關。然而，無論過往發生多少同類悲劇，目前社區層面對此類高風險個案的預防機制，仍然不足。

現行精神健康與公屋管理的制度斷層

警方將案件列作「企圖謀殺及自殺」處理，屬法律分類上的必要；但從公共政策角度，單純刑事框架並不足以回應問題本質。事實上，案件中並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持續犯罪行為，而更接近一次制度失效下的極端結果。因此，後續討論應轉向如何在悲劇發生前，透過跨部門合作減低風險。

現時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主要由醫院管理局主導，配合社會福利署及非政府機構提供社區支援。然而，服務多集中於已確診或曾接受治療人士，對於「邊緣個案」，即有情緒或行為異常但未進入醫療系統者，則缺乏有效覆蓋。此外，個案管理人手長期不足，一名社工往往需要跟進大量個案，難以進行深入及持續的風險評估。在公屋層面，房屋署及屋邨辦事處主要負責行政與設施管理，對精神健康議題介入有限。雖然部分屋邨已引入社區關愛隊或地區服務，但其功能多集中於資源轉介，而非主動識別高風險住戶。換言之，目前制度仍缺乏一個能將「居住環境」與「心理健康」有效連結的中介機制。

建構主動監測、專業調解與獨居者網絡

要避免同類事件重演，政策上可考慮幾個方向。

首先，建立更主動的社區精神健康監測系統。例如，透過屋邨管理人員、保安及清潔工等「前線觀察者」，在保障私隱前提下，接受基本培訓以識別異常行為，並設立清晰轉介渠道。這並非要「監控」居民，而是建立一種早期預警網絡。

其次，加強鄰里糾紛的專業調解機制。現時處理多依賴勸喻，缺乏持續跟進。政府可考慮引入具心理及社會工作背景的調解員，對高衝突個案進行深入介入，甚至結合家庭訪視與壓力評估，從根源減低敵意。

第三，針對獨居人士，尤其是中年男性群體，建立更具針對性的支援方案。這可包括定期社區接觸、心理健康篩查，以及鼓勵參與社區活動。提升社會連結（social connectedness）是預防極端行為的重要因素。

此外，公眾教育亦不可忽視。社會對精神病的污名仍然存在，使不少人抗拒求助或隱瞞病情。若能透過持續宣傳，將精神健康視為與身體健康同等重要，並強調早期介入的價值，將有助降低整體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媒體在報導此類事件時亦需平衡。過度強調血腥細節或將精神病與暴力直接掛鈎，容易加深社會恐慌與標籤化，反而不利於問題解決。更建設性的做法，是將焦點放在制度缺口與預防措施上，引導公共討論。

長期環境壓力引發的衝突連鎖反應

回到昭善樓案，本質上並非單一「惡人作惡」的故事，而是一連串制度與社會因素交織下的悲劇。當一名疑似有精神健康問題的獨居男子，長期處於壓力與孤立之中；當鄰里糾紛缺乏有效調解；當社區未能及早識別風險；最終便可能在某一刻爆發，造成無可挽回的後果。對受傷者及其家屬而言，這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對死者而言，亦是一條未被及時接住的生命。若社會只停留在「加強治安」或「嚴懲暴力」的層面，便難以真正回應問題核心。相反，更需要從結構性角度出發，檢視精神健康服務、社區支援及公共房屋管理之間的銜接。悲劇無法逆轉，但可以成為制度改進的契機。關鍵在於，社會是否願意從個案中看到更深層的問題，並投入資源與決心，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與預防能力的社區系統。

公屋噪音與鄰里滋擾，長期被視為「小事」，但在高密度城市結構與精神健康風險交織之下，這些日常摩擦往往具備累積性與放大效應，一旦缺乏有效介入，便可能由生活不便演變為心理壓力，甚至升級為嚴重衝突。黃大仙昭善樓事件提醒社會，鄰里問題從來不只是管理或執法議題，更是公共健康與社會政策的重要環節。

在香港公屋環境中，噪音與滋擾具有高度普遍性與多樣性。除了常見的裝修聲或狗吠聲外，更具爭議的往往是「生活性噪音」，例如深夜開電視、反覆拖動傢俬、腳步聲或小孩活動聲。這些聲音未必違法，卻具持續性與不可預測性，容易對下層或鄰近住戶造成長期困擾。同時，部分個案涉及精神或行為滋擾，例如無故敲門、叫罵、在門外張貼符紙或製造異味，進一步加劇不安與恐懼感。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滋擾往往處於「法律灰色地帶」。不少情況未必達到刑事或環保法規的執法門檻，導致投訴後只能作出勸喻，缺乏持續跟進與約束力。正如有居民反映，即使報警或向屋邨辦事處投訴，問題仍反覆出現，最終只能選擇忍受或暫時離家避開。這種制度性無力感，正是壓力累積的核心來源。

從精神健康角度看，長期噪音與滋擾並非單純的不便，而是具體的健康風險因素。持續的聲音干擾會破壞睡眠結構，導致慢性失眠與日間功能下降；同時，不可預測的噪音會增加警覺性與焦慮水平，使人長期處於「備戰狀態」。當這種狀態持續，便可能誘發焦慮症、抑鬱，甚至出現驚恐發作或情緒失控。更值得關注的是「互動升級」的風險。當受影響住戶長期承受壓力，而滋擾方又未獲適當介入或支援，雙方關係容易由冷漠轉為敵對。初期可能只是投訴與口角，其後演變為報復性行為，最終在某一觸發點爆發為暴力衝突或自毀行為。這種由環境壓力引發的連鎖反應，國際早有研究，但在本地政策仍未被充分重視。

導入科技監測與跨部門聯合評估

現行應對機制存在明顯斷層。房屋署主要以管理角度處理投訴，例如發出警告信或安排調解，但缺乏專業心理評估與持續介入；警方則只在事件升級為刑事層面時才介入；社會福利系統則多屬被動轉介，未能主動識別高風險個案。換言之，各部門之間缺乏整合，導致問題在「未達門檻」時無人處理，一旦越過門檻，已經太遲。要有效處理公屋噪音與鄰里摩擦，政策思維必須由「投訴處理」轉向「風險預防」。

首先，在技術層面，可更廣泛應用聲學工具，例如環保署引入的聲學相機，有助客觀識別噪音來源，減少爭議與舉證困難。但技術只能解決「找出聲源」，無法處理背後的人際與心理問題。更關鍵的是建立跨部門介入機制。當某住戶涉及重複投訴或異常行為時，應啟動由房屋署、社工及精神健康服務組成的聯合評估，而非單靠行政勸喻。透過外展探訪與風險評估，可及早識別是否涉及精神健康需要，並提供適切支援，例如轉介至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ICCMW）或安排臨床評估。

同時，鄰里調解亦需專業化。目前多依賴非正式協商，缺乏持續性與結構。若引入具心理及社會工作背景的調解員，並結合心理教育元素，例如協助雙方理解壓力來源、建立溝通規則及設定可行界線，將更有助降低衝突升級的風險。對個別住戶而言，建立有效的應對策略亦十分重要。記錄噪音時間、頻率及影響，有助提升投訴的可信度；同時，及早尋求支援，包括屋邨辦事處、社工服務或醫療評估，可避免壓力長期積累。值得強調的是，當出現失眠、持續焦慮或情緒波動時，應視為健康警號，而非單純「忍一忍就過」。

香港亦需進一步強化社區支援網絡。現有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地區康健中心及非政府機構，已提供一定程度的輔導與支援，但服務仍偏向被動。未來可考慮在高投訴屋邨設立主動外展機制，定期接觸高風險住戶，並提供心理教育與壓力管理支援，從源頭減少衝突。此外，公眾教育同樣不可或缺。社會需建立對「生活噪音」的基本共識，例如合理作息、減少深夜干擾，以及對鄰里空間的基本尊重。

同時，也要提升對精神健康問題的理解，避免將異常行為簡單標籤化，而忽略其背後可能的需要。總體而言，公屋噪音問題並非單純的環境管理議題，而是結合居住密度、社會壓力與精神健康的複合問題。若政策仍停留在個別投訴與事後處理，將難以應對其累積性風險。唯有透過技術支援、跨部門協作、專業調解及社區介入，才能把潛在危機轉化為可管理的日常問題。

從知識傳授轉化為生活能力與家庭裝備

心理教育不應被理解為單向的知識傳授，例如向患者解釋病名或症狀，而是一套具結構、具策略的介入方法。其核心在於把醫療知識轉化為可操作的生活能力，包括辨識復發早期警號、理解藥物作用與副作用、建立穩定作息，以及與家人共同制定危機應對方案。換言之，心理教育的目標不是「讓患者知道自己有病」，而是「讓患者懂得如何與病共存，並維持生活功能」。

然而，心理教育在香港的實踐仍然零散，且往往被視為附加服務，而非核心介入。更重要的是，若推行不當，心理教育甚至可能帶來反效果。部分患者在提升對病情的「洞察力」後，反而更深刻地感受到社會標籤（Labelling），出現自尊下降甚至抑鬱情緒。因此，心理教育必須建立在同理心與個別化原則之上，強調循序漸進，而非強迫「正面面對」。真正有效的心理教育，應同時面向患者與其照顧者，並把重心放在「如何生活」，而非「如何治療」。

思覺失調等疾病不僅影響個人認知與情緒，亦會重塑整個家庭的互動模式，包括溝通方式、衝突頻率與照顧分工。當家屬缺乏訓練時，往往容易陷入高壓互動，例如過度批評或過度保護，反而增加復發風險。相反，若家屬能掌握基本心理教育內容，例如如何辨識早期警號、如何處理拒藥情況、如何在不激化衝突下表達關心，整體穩定性將大幅提升。因此，政策不應只問「患者有否覆診」，而應進一步問「家屬是否被裝備」。把家屬納入正式介入架構，提供持續訓練與喘息支援，應成為精神健康政策的基本配置，而非補充措施。

社工橋樑角色與多元非藥物復元模式

除了家庭層面，跨專業團隊的整合亦是關鍵。精神健康復元並非單一專業可以完成，而是需要精神科醫生、護士、臨床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及社工之間的協作。在這個架構中，社工的角色尤為重要，因為其工作直接連結醫療與日常生活。社工透過個案管理、外展探訪及資源轉介，把患者從醫院帶回社區，協助其面對住房、就業及社交等現實問題。在高密度城市如香港，這些社會因素往往比症狀本身更影響復元進程。例如，狹小居住空間容易加劇衝突，就業不穩增加壓力，而社會標籤則阻礙重返社區。若缺乏社工的持續跟進，治療成果很容易在現實壓力下流失。

因此，強化社工在跨專業團隊中的地位，不只是資源分配問題，而是整體服務模式能否由「醫院為本」轉向「以人為本」的關鍵。另一方面，多元非藥物介入亦應成為政策重點。藝術治療與運動療法近年在國際間已被廣泛採用，並證實能有效改善情緒調節與社交能力。藝術創作為患者提供非語言的表達渠道，有助釋放壓力與重建自我價值；運動則透過生理機制改善情緒，同時建立規律生活。其中，團體運動如足球療法特別值得關注。這類活動不僅促進身體健康，更透過團隊合作培養溝通能力與歸屬感，使參與者逐步由「病人」轉變為「隊員」。這種身份轉換，對重建自信與社會連結具有重要意義。

香港現時雖已具備一定基礎，例如醫管局的E.A.S.Y.計劃及全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ICCMW），亦有地區康健中心與非政府機構提供支援服務。然而，問題不在於「有沒有服務」，而在於服務之間是否連貫、是否足夠主動，以及是否真正貼近生活。2025年全港抑鬱指數調查顯示，港人情緒問題已達歷史高位，尤其是年輕一代情況嚴峻。同時，超過一半受訪者在面對情緒困擾時不會求助，反映現行制度仍未能建立足夠信任與可及性。

建立具包容性的社區韌性

回到黃大仙事件，其本質並不只是鄰里衝突失控，而是多重支援缺口交織的結果：一名疑似有精神健康需要的獨居人士，缺乏持續跟進與社會連結；一宗持續的噪音糾紛，未能透過專業調解有效處理；一個社區，缺乏及早識別與介入的機制。當這些因素同時存在，悲劇便不再是偶然。若社會繼續停留在「事件驅動」的應對模式，即每當悲劇發生才短暫檢討，最終只會陷入「震驚、討論、淡化、遺忘」的循環。真正需要的，是把心理教育、家庭支援、跨專業協作及多元復元模式，制度化地納入日常服務。

心理教育尤其應被視為基礎建設，而非附加項目。當患者與家屬具備基本應對能力，當社區有足夠承托，當專業團隊能有效協作，精神健康問題便不再只是危機管理，而是可被長期管理的生活狀態。一個城市如何對待最脆弱的群體，往往反映其文明程度。香港若要真正提升社會韌性，就必須由「被動應對」轉向「主動預防」，由「醫療主導」轉向「生活導向」。否則，類似的悲劇只會在不同角落反覆出現，而每一次代價，都是無法挽回的生命與家庭。

作者羅浚軒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學位，現正修讀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工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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