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謝柏梁

大都會興辦大學城，是現代教育擴張與城市發展融合的常見模式，看似是整合教育資源、擴大辦學規模、提振區域文教科創實力的捷徑，只需土地規劃、資金投入、政策推動，短期內即可成型落地。然而縱觀全球高等教育發展史，舉世公認的頂尖名校，從非速成而立，而是歷經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積澱，依托穩固的學術傳統、獨特的辦學理念、大師引領的學風與持續穩定的資源積累，逐步獲得口碑與地位。建大學城是政策層面的工程，可一蹴而就；建名高校是文化、學術、精神層面的長期修煉，曠日彌久。香港政府推出北部都會區大學城建設規劃，引發社會對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深度探討、適度擔憂和合理化建議。

香港三大大學城建設順應時代需求

香港規劃建設新田、洪水橋、打鼓嶺三座大學城，是順應本地高等教育發展痛點、對接大灣區科創發展的重要戰略布局，具備極強的現實必要性與發展利好。長期以來，香港高等教育始終受制於土地資源稀缺的桎梏，八大公立高校校園狹小、空間擁擠，教學實驗場地、科研配套設施、學生活動空間嚴重不足。多所高校受制於土地限制，無法擴建校舍、增設科研平台、拓展學科板塊，前沿科研實驗、跨學科教研、產學研融合的發展空間被嚴重壓縮，優質教育資源的輻射能力難以釋放，成為香港高等教育邁向更高層級發展的最大瓶頸。

與緊張的土地空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香港極為亮眼的高等教育實力。彈丸之地的香港，擁有港大等5所世界百強大學，名校密度高居全球前列，高等教育的基礎實力、國際化水平、科研創新能力毋庸置疑。眾多本地高校、專上院校仍在持續奮起直追，不斷優化學科設置、強化科研團隊、對接國際學術前沿，展現出極強的發展潛力。雄厚的教育底蘊與稀缺的土地資源形成強烈矛盾，現有校園空間早已無法匹配香港高校的發展速度與科創需求，擴充校園空間、優化辦學布局成為香港高等教育突破發展天花板的必然選擇。

此次規劃的三座大學城各有明確定位、錯位發展，遵循「一城五元素」的發展理念，整合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城市建設五大維度。其中新田大學城聚焦醫學、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微電子等新興前沿領域，對接河套深港科創合作區資源，打造香港科創核心樞紐；洪水橋大學城主打智能製造與國際化應用型人才培育，聯動周邊數碼科技樞紐與產業園區；打鼓嶺大學城融合新興產業、傳統產業與文娛生態，構建多元化教育發展空間。三家鼎立的北都大學城能有效解決香港高校校園狹小、發展受限的剛性問題，為高校擴建校舍、搭建高端科研平台、開展跨學科研究提供充足空間，更能推動高校與大灣區產業深度對接，實現產學研一體化發展，進一步鞏固國際教育重鎮的地位，為高等教育持續升級注入全新動能。

可吸取內地大學城建設成敗得失

本世紀以來內地的大學城建設浪潮，也暴露出諸多深層問題，整體呈現「成功率不高、精品稀缺、利弊參半」的發展現狀。政府主導、規劃先行、集中落地，可快速完成土地徵收、基建建設，形成院校入駐的恢弘氣勢。但多數項目僅實現了「院校聚集」的空間形式，並未達成「學術融合、名校崛起」的核心目標。

名校的核心競爭力從非來自空間聚集與政策堆砌，而是源於長期積澱的學術底蘊與辦學內核。反觀內地首個廊坊大學城，當初試圖整合京津冀教育資源、打造區域教育高地，最終卻因遠離京城，脫離教育規律、資源匹配不足、學術氛圍缺失、運營乏力，成為大學城盲目建設的失敗案例。

華南地區的廣州、深圳大學城利弊參半。廣州大學城有效整合了省內重點高校資源，實現了教學資源共享、師生規模擴容，為珠三角培育了大量基礎人才，具備一定的積極價值。但同時存在院校同質化嚴重、學術特色模糊、頂尖科研成果匱乏、學術氛圍淺薄等問題。深圳作為科創強市，大力推進大學城建設，引進國內外名校設立研究生院與科研平台，產業資源充足、資金投入雄厚，但同樣面臨辦學歷史短、學術積澱不足、師資體系不完善的短板。整體而言，速成建設的模式終究難以逾越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

歐美名校集散不等於大學城模式

放眼全球範圍，歐美、亞洲發達地區同樣存在高校相對集中的區域板塊，但從未照搬內地集中式、封閉式的大學城建設模式，更驗證了名校發展不靠空間堆砌的核心規律。歐美頂尖高校的布局邏輯，從非政府主導的集中規劃，而是學術自然積澱、師資自發聚集、產業配套自然共生的結果，名校與城市、鄉鎮深度融合，而非獨立封閉的校園集群。

美國作為全球高等教育強國，擁有哈佛、耶魯、史丹福、麻省理工等眾多頂尖名校，其高校布局呈現「小鎮辦名校、學城融於城」的鮮明特徵。許多頂尖大學並不坐落於超一線大都市，而是扎根於普通小鎮之中。哈佛大學位於劍橋、耶魯大學坐落於紐黑文、康奈爾大學地處伊薩卡，加州大學位於柏克萊，其實都是小市大鎮。名校與所在鎮市無邊界融為一體，帶動城鄉一體化進程；反過來，小鎮安寧的環境、恬淡的氛圍、淳樸的民風，又為高校潛心辦學提供了優質土壤。這種自然生長的教育布局，與人工規劃的大學城有著本質區別。

歐美高校也有相對聚集的學區，但核心優勢在於學術氛圍的自然沉澱、師資資源的自由流動、辦學個性的充分釋放，而非基建規模的宏大與院校數量的眾多。這些區域尊重高等教育的自由聯姻，容許高校逐漸積澱、持續迭代。那種速成模式下重空間、輕內涵，重規模、輕品質的大學城，最終只能形成普通教育集群，人工規劃的大學城只是群體的集中和空間的堆砌，自然生長的學術集群才是文化河海的沉澱、求其友聲的靠攏與學術沉潛的樂園。

建城易建校難速成思維難育名校

之所以「建大學城易，建名高校難」，根源在於兩者的建設主體、發展邏輯、積澱周期、核心支撐完全不同。大學城的建設，是一場多方共贏的短期利益工程，契合多方主體的短期訴求，因此能夠快速落地、高效成型。

從參與主體來看，地方官員追求政績顯性化，大學城體量宏大、外觀亮眼、落地快速，能夠快速彰顯城市教育發展成果，成為政績亮點；政府需要強化公共治理權威、優化城市發展形象，大學城作為重大公共基建項目，能夠拉升城市定位、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彰顯政府治理能力；投資商與承包方以逐利為核心目標，大學城建設涉及土地開發、基建施工、配套商業運營等諸多環節，資金體量大、獲利空間充足，具備極強的商業吸引力。

但頂尖名校的培育，從非短期工程與利益工程。其一，頂尖名校大多擁有悠久的辦學歷史，多數順應工業革命前後的時代浪潮誕生成長，歷經學術迭代、文化積澱、人才傳承，積累了深厚的學術底蘊與辦學傳統，形成了穩固的社會聲譽。其二，不同屬性的名校擁有穩定可持續的資源支撐，私立高校依托社會名流、校友群體、專業基金會的持續捐贈與長期投入；教會高校依托宗教機構的迭代撥款，辦學根基深厚；公立高校依托完善的教育專款規制與難以撼動的辦學傳統，保障辦學的延續性與穩定性。

所有頂尖名校都擁有不可複製的學術靈魂。一是大師治學、名師授課的核心傳統，以頂級學者引領學科發展、培育優質人才；二是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的校園風氣，尊重學術規律、包容學術探索；三是獨立鮮明的辦學個性，不隨政策更迭、官員好惡而改變。政府可以為高校錦上添花，通過資金、土地、政策支持助力高校擴張發展，但很難為高校雪中送炭，無法速成學術傳統、校園風氣與辦學品格。

新建大學城仍有隱憂須注意四點

雖然北都大學城建設具備明確的現實利好，但諸多深層、長遠的發展隱憂，從長遠看還是值得警惕。

其一，人口基數持續下滑的長期隱患。全球已步入少子化、低生育率時代，未來高等教育生源整體呈現收縮趨勢。內地已經出現擴建大學城後教育資源與生源需求的錯配，台灣、日韓的大學關閉潮日趨明顯，香港長遠來看同樣面臨人口結構變化的挑戰。

其二，精密科研儀器資源分配失衡。現代高等教育與科研發展高度依賴高端精密儀器設備，此類設備造價高昂、運行維護成本極高。大學城集中多所院校後，容易出現高端設備重複採購、閒置浪費，或是資源被少數院校壟斷、多數師生難以共享的問題，非但無法實現真正的優化配置，反而相互牽制，制約前沿科研。

其三，大學城規劃的核心亮點之一是校際資源共享、跨校選課、學術互通，但在實際運行中，不同院校的教學體系、考核標準、學分認證規則參差不齊，跨校選課的教學質量難以保障，學分互認的公信力不足，極易出現形式化共享、實質性割裂的問題。

其四，校園與社區割裂，加劇學生心理困境。傳統大學城多為封閉式校園集群，將大學生群體與城市原生社區人為剝離，形成相對封閉的學生圈層。這種隔離模式導致學生脫離真實社會場景、人際交往單一，長期處於相對封閉的學習環境中，容易產生孤獨、焦慮、迷茫等負面情緒。封閉式大學城的學生心理憂鬱比例、自殺率普遍高於融入城市社區的開放式校園。

建議新的大學城除了引進本港優質大學之外，還可引進內地、日本與歐美的世界百強大學。港校目前是成批量北上，從深圳到上海大展宏圖，當然碩果累累，但是內地名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百強高校南下辦學的齊整陣營，這也構不成平等的對話和深刻的學術交融。

再如上海的紐約大學，昆山的杜克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寧波的諾丁漢大學，在內地和國際上知名度極高，有的學科甚至還刷新並超越了校本部的專業高度。如果香港的三所大學城始終停留在固步自封、內部消化乃至各搶地段、自我陶醉的情形下，這就有悖於國際化教育大都會的基本內涵與發展前景。建議在新的大學城中擇優引進歐美百強大學，這才是香港高教國際化的應有胸襟和引領全球學術科技的博大胸懷。

國家教育部5月底公佈了2026年度中外合作辦學獲批項目（含內地與港澳台合作）共174項，北都大學城正是快馬加鞭、廣納「百強」，引進本港、內地與全球頭部高校的最好契機。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香港成為全球教育高地，此其時也。

大學城建設，通常是建城易、建校難，擴容易、鑄魂難。但如果打開思路，廣納名校，香港有望成為全球大都會之林中，高等教育的開拓者、包容者和領先者。香港高校歷經跨世紀國際化積澱，積累了優質的師資資源、自由的學術氛圍和鮮明的辦學特色。本港、內地和全球優質高校的匯聚，從非單純的國際人才培育基地，更是思想創新、學術突破、價值引領的核心載體，這樣才能在大學城規模擴張的基礎上，真正培育並集合起屹立全球、薪火相傳的頂尖名校，不僅體現出香港文化的核心競爭力，更承擔着服務國家發展、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使命。

作者謝柏梁是香港紫荊書院副校長，上海交通大學中文系、中國戲曲學院戲文系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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