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專欄

曾幾何時，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以其雄厚的工業基礎和全球貿易網絡稱霸世界。然而今天，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正被一場深刻的經濟危機所吞噬。

根據英國智庫約瑟夫·朗特裏基金會（JRF）的最新數據，截至2025年，約710萬低收入家庭無法獲得基本生活必需品，其中380萬人處於「赤貧」狀態，無法保證每天吃飽或取暖；極端貧困人口數量創下30年來的最高紀錄。英國民眾的可支配收入已底於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不及美國最貧窮的五個州。區域發展極度不平衡，若排除倫敦和英格蘭東南部，英國的人均GDP將驟降14%；布萊克浦部分地區的預期壽命甚至底於盧旺達。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英國的實際工資僅增長了4%，遠底於美國的18%和波蘭的40%。與此同時，房價飆升至平均收入的8至10倍，稅收負擔處於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青年失業率創十年新高，近半數列入裁員的對象竟是25歲以下年輕人。

「英國病」爆發：
新自由主義改革只能續命

馬克思在19世紀便已指出，資本主義的矛盾無法在體制內部自我化解，只能通過對外擴張——新市場、新殖民地、新資源——暫時轉移和消化國內的結構性問題。英國的興起，正是這一邏輯最完美的歷史示範：以強大的海軍力量打開全球市場，以殖民地的廉價資源和勞動力滋養本土的資本積累，以帝國榮光凝聚國內不同階層的政治共識。

然而，當帝國收縮、殖民地紛紛獨立，這套外向轉移矛盾的機制便開始失靈。從1960年代起，英國便長期困擾於「英國病」（British Disease）——低增長、勞資衝突、工業衰落。撒切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以金融業取代製造業，以虛擬資本掩蓋實體空洞，以全球化的紅利延緩了結構矛盾的爆發。但這不是根治，而是續命。今天，這些矛盾終於無可迴避地浮出水面。國內財富嚴重集中，但無法靠新市場稀釋；能源、食品價格隨地緣衝突飆升，底層民眾首當其衝；稅收負擔已升至二戰以來最高水平，政府卻仍因財政赤字而束手束腳。2025年英國預算案不得不提出逾260億英鎊的增稅計劃，同時壓縮社會支出，走入「加稅傷民、減支失心」的兩難死局。

資本主義的普遍困境：
擴張失效，矛盾無解

追溯根源，英國的衰敗本質是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集中爆發。近代以來，英國的繁榮長期依賴對外殖民擴張、全球貿易掠奪和金融霸權輸出，通過外部市場轉嫁內部產能過剩、貧富差距等內部矛盾。但隨着全球殖民體系瓦解、新興經濟體崛起，傳統對外擴張的路徑徹底斷絕。當外部紅利消失，資本主義體系內部資本壟斷、分配失衡、產業空心化的弊端徹底暴露，沒有外部增量兜底，內部存量博弈愈發激烈，資本持續向頭部集中，普通民眾利益被不斷擠壓，社會矛盾徹底固化。

而脫歐的選擇，成為壓垮英國的關鍵一擊，徹底斷絕了其破局出路。長期以來，歐盟為英國提供了廣闊的統一市場、穩定的貿易體系和區域協作支撐。脫歐之後，英國陷入地緣經濟孤立，貿易壁壘增加、供應鏈斷裂、外資信心下滑，產業生產率持續低迷，成為G7中投資率、生產率增長墊底的國家。疊加疫情衝擊、全球地緣衝突引發的能源與食品價格飆升，英國徹底陷入長期經濟停滯、政治頻繁動盪的雙重困局，原有社會治理體系、經濟發展模式徹底失靈，難以自我革新迭代。

以英國沉淪為鏡：
香港當走自己的路

凝視英國的沉淪，對香港尤具現實意義。香港同樣是成熟資本主義經濟體，同樣經歷過產業空心化（製造業北移）、地產金融獨大、青年向上流動受阻等典型癥結。香港的歷史飛躍從來不是靠「孤立的資本主義優越性」：上世紀中葉依託內地轉口貿易起家，改革開放後充當外資入華跳板、內地企業融資平臺，才是香港從小漁港躍升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根本動力。今天國家擁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量、完整產業鏈與超大規模市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倡議、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均為香港提供了西方城市求之不得的戰略縱深與發展腹地。

然而，僅僅倚仗外部條件是不夠的。香港必須探索一條「有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道路」，從過去需求驅動的被動發展模式，轉向更具前瞻性和規劃性的發展模式。這意味着香港在保持國際化和開放性的同時，必須加強對社會公平、住房保障、青年就業等內部矛盾的主動化解，持續優化公共政策，縮小貧富差距，絕不能等到矛盾激化後再被動應對。任何經濟體的發展，都不能脫離實體經濟根基、不能脫離廣闊市場支撐、不能脫離協同共贏的發展格局，更不能放任資本無序擴張、忽視民生普惠。香港若能真正抓住「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內外連動打破增長瓶頸，走出一條有別於傳統資本主義模式的新路，就完全有能力避開英國式的陷阱，實現長期繁榮與穩定。

作者劉暢博士是「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香港人才創業者協會執行主席，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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