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冠麟專欄

「No news is good news.」平淡日子，無事可報，絕對是一種小確幸。不過，當被新聞與公眾視角盯上之後，縱非其所願，也需要妥善處理。有講「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特別是在危機公關的領域，更需拆解細節、化解爭議、盡快離開聚光燈。

「切割」還是「承擔」，決定了危機走向

我在上周《《鐵拳教育》觀微——我們為什麼需要幻想暴力來拯救教育？》寫道：「主流討論鮮少觸及一個新現象，是社交媒體時代的「審判文化」，如何加劇教師的無助感。作為大專教師，筆者能從校方向學生發出的問卷評分中，知道學生對於自身的教學觀感。然而，現實中卻有更多令人刺眼的媒介，比如IG、TG等學生的半公開私訊群組，產生另一種平行時空的討論。世上自然沒有不透風的牆，而這些學生甚至不是學生的一言兩語、三人成虎，是千禧年進入職場的教育工作者所未能預見的情況。」

近年教育界有四宗新聞，四校各自發聲，手法各異，社會觀感天壤之別。箇中勝負，不單在於手法高低，更在於公關決策中「切割」與「承擔」的拿捏。你選擇與事件劃清界線，還是與持份者站在一起？答案，往往決定了整場危機的走向。

聖保羅書院學生交流期間離世事件

聖保羅書院的應對，是一套標準的「封閉式公關」操作。中五生於杭州交流期間離世，校方迅速啟動危機小組，回應教育局確認事件與考察活動無關，校董會主席其後致函師生。整條鏈條從官方調查、高層定調，到對外呼籲尊重私隱，一氣呵成。

這個策略的優點是：以最快速度為事件定性，將焦點從「校方有沒有責任」轉移到「這是一宗個別悲劇」，成功避免了輿論對學校管理制度的全面質疑。公眾看到的是程序已經啟動、高層已經關注、調查已有結論，於是事件得以降溫。

然而，危機公關的第一定律是「對外可以沉默，但對內無法永遠沉默」。 資訊不透明所累積的「信任赤字」，無法平息校內師生和校友的疑問。有校友發起聯署要求交代更多詳情，說明「封閉式」策略雖然擋住了外部的即時炮火，卻在內部埋下了不滿的種子。

英華女學校《給十九歲的我》的「公關自殺」

如果聖保羅書院是「策略正確但有隱患」，英華女學校則是「策略錯誤自陷死地」。

校方作為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的「片主」，在爭議升溫後發表聲明，強調未得主要參與者一致同意前不會放映，並指未授權意大利遠東電影節放映。導演張婉婷和製作團隊隨即公開反駁，指控校方「講大話」。校監再發信澄清，指校長沒有說謊。結果是三方各說各話，校方從「回應者」變成「被指控者」，話語權徹底喪失。

這個案例的失誤是災難級的。「第一次聲明必須是最後一次聲明」，這是危機公關的鐵律。一旦說法被質疑、被反駁，學校就再沒有第二次機會建立公信力。最致命的是，校方的聲明留下了被挑戰的空間——「未授權參展」的說法被製作方以電郵紀錄反駁，校方根本無法自圓其說。公眾看到的不是一所勇於承擔的學校，而是一所企圖卸責、卻連切割都切不乾淨的機構。

4月13日，校監蘇成溢牧師發信表示校長祝慧勤並無說謊，又指「校董會至今從未批准紀錄片以任何形式重新放映」。信件標明「只限內部傳閱」，意味着校方選擇不對公眾公開。然而，在網絡時代，「內部」與「公開」的界線模糊。若此信被洩露至媒體，校方將失去對敘事的最後主導權。公眾只能看到導演和發行商的說法，而看不到校方的完整回應——這等於將話語權拱手讓人。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解鎖學生手機事件

燕京書院的事件最為棘手。教師被指以FaceID強行解鎖學生手機翻閱資料，校長更被指要求社工聲稱學生有精神問題，繞過家長進行醫療評估。校方回應稱已按既定機制調查並向教育局提交報告，同時否認「繞過家長」的指控。

2026年7月1日，校方向全體家長發出官方澄清聲明（行政通函），旨在回應網絡上流傳的兩項負面傳聞。與聖保羅書院的「悲劇善後信」不同，這封通函屬於「闢謠與合規說明」——明確否認「繞過家長強制送醫」的指控，展示校方對「手機管理投訴」已啟動正規流程（立案、調查、上報），以此證明學校運作合法合規，嘗試平息家長對校園管理與學生人身安全的恐慌。

然而，這份通函說了大量程序語言，卻沒有說出任何公眾想聽、家長想知的內容。勉強說來，校方至少承認了事件存在、沒有否認指控的全部、承諾會調查。但對於「手機管理事件」，家長讀完仍然完全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老師做了甚麼、學生受到了甚麼處理。

雖然保護私隱合法，但在謠言四起的背景下，這種「只告訴家長我在處理，但不告訴處理了甚麼」的做法，無法消除家長的疑慮，甚至會被認為是在敷衍。更嚴重的是，相比聖保羅書院對學生「悲傷與哀悼」的深切關懷，此信完全聚焦於「校方有沒有做錯事」。在涉及「精神科強制評估」這種極度敏感的話題時，全篇未提及對學生心理健康的關注或對家屬的體諒，給人一種「總之校方在法律上沒錯」的傲慢冷漠。

值得留意的是，英華女學校與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的校監，同為蘇成溢牧師。 兩封函件對象同為內部（家長、學生）而非公眾。無獨有偶，兩校事件的處理手法在公眾觀感上都不太令人滿意。這是否反映了蘇牧師在處理已成為新聞事件的公關問題時，忽略了「公眾」也成為了持份者之一？當內部信件的內容被洩露、當公眾只能從第三方獲取資訊時，校方便已失去了對敘事的主導權。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快刀斬亂麻」

四宗個案中，新會商會中學的處理最為果斷，也最見成效。校長李卓興在新加坡交流期間被拍到當眾爆粗辱罵他人，事件發生後三天（5月22日事發，5月25日發聲），校方在輿情爆發但事實尚未釐清的尷尬時期迅速發出聲明，旨在危機發酵前進行「初階段回應」。開篇即道歉，這是危機公關中 「先處理情緒，再處理事實」 的標準操作。值得注意的是，「停車問題」一詞極為籠統——究竟是泊車糾紛、交通意外，還是涉及人身衝突？聲明刻意以最中性的詞彙描述事件，避免在調查未完成前自我定性。其後強調校方及辦學團體重視教職員操守；若涉及違反操守或損害校譽，定必處理。這也預告校方不會姑息，為日後可能的懲處「鋪路」，降低公眾對「包庇校長」的想像。

更關鍵的是其後的跟進操作。校長原定8月底請辭生效；校董會不接受，引用《僱傭條例》第9條即時解僱，指其行為嚴重違反《教師專業操守指引》。

這套組合拳打得非常順暢：停職決定迅速作出，不給輿論發酵的時間；不接受請辭、改為即時解僱，問責力度合乎公眾預期；引用具體條文，將校長個人行為與學校制度徹底切割。公眾看到的是制度在運作、權威在彰顯，於是事件迅速平息。這宗案例的啟示是：承擔比切割更有力量，行動比聲明更具說服力。

危機公關最殘酷的是自食其果

四宗案例，四種結局。聖保羅書院以封閉式策略擋住即時炮火，卻在內部留下了信任赤字；英華女學校因聲明漏洞百出而陷入公關自殺；燕京書院以程序正確掩蓋同理心缺席，在敏感議題上顯得冷漠傲慢；新會商會中學則以果斷行動贏得公眾掌聲。

公眾對學校的信任，第一來自於學校是否願意為事件付出代價，第二看校方如何對待社會不同持份者，第三對於家長與學生的同理心的彰顯。這些在教育公關文件中可以清晰感知。校方願意承擔，最樸素的交代也能贏得信任；當你想方設法切割，再華麗的辭藻也只會淪為笑柄。這就是危機公關最殘酷也最真實的因果法則。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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