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專欄｜奇妙的揭發者

一代戲劇宗師鍾景輝先生（King Sir）辭世，香港各界同感哀慟。當悼念的鎂光燈漸次熄滅，我們不得不追問：紀念一位巨人，除了鮮花與冠名儀式，還有什麼方式足以承載他跨越半世紀的精神遺產？答案或許不在一尊銅像、一面牌匾，而在於將他畢生耕耘的戲劇土壤，化作一座既能造血、又能育才的產業平台——一個真正屬於香港戲劇的「主場」。東九文化中心正是絕佳契機：何不將之命名為「鍾景輝戲劇藝術中心」，交由香港話劇團以專業模式全權營運，讓King Sir的藝術生命，在一個融合文化產業與藝術專業的全新體系中，真正生生不息？

播種的人：他的舞台遠不止於舞台

要談如何「紀念」，得先明白我們失去了什麼。鍾景輝對香港演藝的影響，絕非「戲劇泰斗」四字就可以概括。他是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的創院院長，一手建立起系統化的表演教育，讓演藝從「手藝相傳」走向學院培訓；他曾在無綫電視藝員訓練班執教，周潤發、劉德華、謝君豪、汪明荃等影視巨星皆受其啟蒙；他先後出任香港話劇團藝術總顧問、中英劇團創團藝術顧問，為這兩個今日香港旗艦劇團的發展奠下基石。可以說，過去半世紀香港表演藝術的專業化進程，每一道脈絡都流着他的心血。

他培育的不是一兩個明星，而是一代又一代的演員、導演、編劇與設計師；他建立的不是個人的表演風格，而是一整套讓創作得以發生、人才得以出頭的「體系」。因此，紀念鍾景輝，最貼切的方式不是把他供上神壇，而是把他最擅長的事——搭平台、育人才、養生態——用一個更有體系、更可持續的方法延續下去。這才是King Sir留給香港最珍貴的方法論。

遊牧的旗艦：香港話劇團的主場之殤

要理解這項構想的迫切性，必須先看清香港話劇團的處境。作為本地最具規模與藝術實力的旗艦劇團，香港話劇團創立近半世紀，從《原則》到近年的《大狀王》，藝術水平與票房號召力有目共睹。然而，這樣一個標誌性藝團，長期以來竟沒有屬於自己的「基地」。目前話劇團的演出排練室與辦公室設於上環文娛中心空間，場地面積有限，排練空間不足，行政團隊蝸居一隅，缺乏與創作規模相匹配的硬件支持。

這種狀態帶來多重制約：沒有固定演出主場，劇團的劇目只能在康文署或者其他場地巡迴租場上演，檔期受制於人，難以建立穩定的觀眾預期與票房規劃；缺乏足夠專屬排練設施，大型製作的合成綵排捉襟見肘，像《大狀王》這類氣勢恢宏、舞台調度複雜的原創音樂劇，若有專屬的大型排練廳與駐場劇院，藝術質量必能再上層樓；更關鍵的是，沒有主場便難以打造「駐場劇目」——那些可以長期上演、反覆打磨、成為城市文化地標的招牌製作。倫敦有《歌聲魅影》，紐約有《獅子王》，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有《商鞅》，這些劇目與其劇場空間融為一體，成為遊客必看的文化景點，持續創造票房收入與品牌效應。香港話劇團的《大狀王》口碑載道，卻因欠缺駐場條件，難以轉化為長青的「文化資產」。這是資源的浪費，更是體制的遺憾。

東九的潛力：從場館到產業母體

東九文化中心坐落九龍灣，硬件條件優越，擁有一座約1,200個座位的大劇院、中型劇場及黑盒劇場，更配備充足的排練廳與辦公空間。政府原將其定位為「藝術科技」基地，但若只側重技術展示，恐怕錯失更大的格局。試想，若將東九文化中心命名為「鍾景輝戲劇藝術中心」，由香港話劇團直接進駐主理，把辦公排練演出集中在同一個地點；那些排練廳便可化身劇團的創意心臟，讓導演、演員、設計團隊有充分空間進行深度排練與實驗；那些辦公室可以容納完整的藝術行政、製作管理、教育外展團隊，讓劇團的營運從「散落各處」變成「一體化協作」；更重要的是，大劇院成為話劇團的「主場舞台」，讓《大狀王》這類旗艦製作能夠以駐場劇目的形式長期上演，既服務本地觀眾，也吸引海外遊客。

這不是憑空想像，而是有堅實的內地與國際經驗可循。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坐落安福路，擁有藝術劇院、戲劇沙龍、D6空間等多個演出場地，每年製作數十部劇目，以《商鞅》《秀才與劊子手》等原創劇目建立全國口碑，其自有的排練廳與創作空間讓藝術生產從不中斷。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坐鎮首都劇場，是《茶館》、《雷雨》等經典的誕生地與常演地——觀眾買票進首都劇場看《茶館》，買的不只是一齣戲，而是一個文化儀式。國家話劇院同樣擁有專屬劇場群，進行大規模創作。這些劇院的共同經驗是：有基地，才能養出經典；有主場，才能讓品牌沉澱。

再把目光放遠，倫敦的英國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re）更是全球劇場營運的典範。它由政府資助卻以產業模式運作，管理奧利弗、利特爾頓、多夫曼三個大小各異的劇場，每年製作20多部新作，涵蓋經典改編、原創劇本與跨界實驗。它既能推出雅俗共賞的票房力作，長壽劇《戰馬》全球巡演收益可觀，又能藉NT Live轉播把舞台演出化為電影產品發行到世界各地，成為可觀的收入來源與文化輸出。更重要的是，它設有「新劇作實驗室」，專門孵化新劇本、培育新導演，為整個英語戲劇圈輸送創意與人才。這種「產業養藝術、藝術促產業」的循環，正是香港目前最匱乏的。

基地的魔法：從《大狀王》到戲劇旅遊經濟

讓香港話劇團擁有主場，絕不是「找個地方讓他們演戲」這麼簡單。主場所帶來的，是一整套產業模式的轉型可能。

以《大狀王》為例。這齣原創粵語音樂劇由高世章作曲、岑偉宗填詞、張飛帆編劇，首演後口碑轟動，被譽為「香港音樂劇的里程碑」。然而受限於場地與檔期，演出場次有限，許多向隅觀眾無緣入場。若「鍾景輝戲劇藝術中心」成為話劇團的主場，《大狀王》便有條件發展為「駐場劇目」——每年固定檔期上演，甚至效法百老匯模式長期駐演。這不僅能滿足本地觀眾需求，更能吸引大灣區及海外遊客專程前來觀賞，帶動周邊餐飲、住宿、交通等消費，形成真正的「戲劇旅遊經濟」。與此同時，駐場模式容許劇目持續打磨，演員隨着演出場次累積而愈加精煉，舞台技術日益純熟，最終成就一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典。這是游擊式租場演出永遠無法企及的藝術境界。

更進一步，主場還能孵化更多原創IP。話劇團的創作團隊在中心內擁有穩定的排練與研發空間，可以系統性地進行新劇本開發、演員訓練、跨界實驗。這些原創作品先在中型或黑盒劇場試演，成熟後搬上大劇院，最終輸出為電影、串流平台內容，甚至國際巡演版本。鍾景輝一生最痛心的，是香港戲劇界「有演員、缺編劇」的窘境，以及劇場與影視業的斷層。這個以他命名的中心，正好可以設立「King Sir劇本創新基金」與「人才共育計劃」，讓劇場成為影視故事的「研發中心」，從根源上解決內容產業的造血問題。

品牌的力量：「鍾景輝」三字是無形資產

有人或許擔憂，以逝者命名是否合宜？我反而認為，「鍾景輝」這個品牌本身就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精神號召。在教育界，他是演藝學院的精神燈塔；在影視圈，他是無數巨星感念的恩師；在普羅市民心中，他是香港戲劇的良心。將中心命以他的名字，不只賦予場館靈魂，更能凝聚跨世代、跨媒介的信任與資源。

試想，「鍾景輝戲劇藝術中心」主辦的「King Sir青年導演計劃」，能吸引多少有志青年報名？其開幕大戲，會獲得怎樣的媒體關注與票房期待？它與北京人藝、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倫敦National Theatre的交流合作，又會帶來多大的國際能見度？這種品牌效應，是任何全新的「東九文化中心」四字難以企及的。它把個人紀念轉化為制度性的文化磁石，讓追思變成參與，讓崇敬化為行動。

對接國家規劃：戲劇產業化正當其時

這樣的構想，與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戰略高度契合，也正正回應了香港未來五年文化發展策略的核心方向——推動文化產業化。香港不能再把藝術純粹視為福利或教育，而要讓文創成為經濟增長點。東九文化中心若停留在「康文署場地出租」的思維，不過是多了一個被動的表演空間；但若轉型為「鍾景輝戲劇藝術中心」，由香港話劇團以主場模式營運，它就能成為香港首個「戲劇產業綜合體」。

什麼是戲劇產業化？不是犧牲藝術，而是建立生態：上游孵化創意、培育人才，中游進行專業製作、累積IP，下游拓展演出、轉播、教育、周邊產品，甚至戲劇旅遊。鍾景輝戲劇藝術中心可以匯聚編劇工作室、製作公司、經理人公司、排練設施、戲劇書店、餐飲休閒，成為九龍東的文創地標。當一個中心能年產十部以上不同規模的製作，其中兩三部衍生為電影或巡演節目，它便不再是單一的支出單位，而是能創造就業、吸引投資、拉動周邊經濟的「綠色引擎」。

最好的紀念，是給他一個基地

鍾景輝生前常說：「戲劇是群體的藝術。」他最不願看到的，恐怕是個人的名字被凝固成冰冷的石碑，而後繼無人、劇場凋零。香港正處於文創產業轉型的關鍵路口：電影業渴望好故事與好演員，串流平台需要原創內容，年輕創作者苦無出路，觀眾期待更多高質量的本地製作。所有的需求，都指向一個能夠整合資源、培育人才、製作內容的主場平台。而這個平台，沒有誰比香港話劇團更適合進駐，沒有哪個名字比「鍾景輝」更能凝聚共識與力量。

將東九文化中心命名為「鍾景輝戲劇藝術中心」，由香港話劇團營運——讓排練廳不再只是排練廳，而是創意的孵化器；讓大劇院不再只是表演場地，而是經典的誕生地；讓《大狀王》不再是一閃而過的盛事，而是年年上演的城市記憶。這樣的紀念，不是封存歷史，而是打開未來；這樣的投資，不是資助一個藝團，而是孵化一個產業生態。

最好的紀念，是讓他在我們未完的劇本裏繼續發聲；最深的致敬，是讓他的方法變成更多人可以踏上舞台的台階。願不久將來，當人們步入九龍東那座以他命名的劇場中心，看到的不僅是鍾景輝先生的肖像，而是一齣齣生猛的原創戲劇、一個個被他精神感召的新進演員、一套套從這裏誕生並影響華語世界的故事。到那時，我們才能說，我們沒有辜負King Sir留給香港的，那片他一直想望的、肥沃的創作土壤——那片土壤，終於有了一個可以紮根、生長、開花結果的「主場」。

這才是紀念的真義。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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