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志遠專欄

早前，「香港社福界心連心大行動」召集逾千名社工，就本港社會福利五年規劃展開討論。事實上，社福界過去一段時間已就相關議題多次交流，業界反應積極，亦反映社會對福利規劃的高度關注。近年接連出現的家庭悲劇，提醒我們社會安全網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而前線社工長期接觸弱勢社群，最清楚基層家庭、兒童、長者、殘疾人士及照顧者面對的實際困難。因此，五年規劃若能更全面、更有系統地回應這些需要，將有助推動福利政策更貼地、更到位。

建立家庭為本社福制度

社福界近年面對的壓力不小。公共資源有限，機構在人手和服務承接上都承受挑戰；與此同時，社會及經濟環境變化，令家庭與個人問題日趨複雜，前線工作量持續增加。福利資源相對緊絀，社會需求卻不斷上升，正是當前社福體系必須正視的核心問題。五年規劃若要真正回應市民對福利的期望，就不能只着眼於維持現有服務，而要在規劃、資源、協作及問責上作出更有前瞻性的部署。

在這樣的背景下，未來五年的福利服務發展，筆者認為可先定下清晰願景：香港應逐步建立一個以家庭為本的社會福利制度，讓每一位長者、兒童、殘疾人士及照顧者，都能在社區中獲得可負擔、可及時、可持續的支援；同時透過數據主導，推動安老、家庭、扶貧與社區發展作出結構性改善，令基層市民能共享社會發展成果。

圍繞這個願景，未來五年的福利規劃可歸納為三大方針。第一，是深化前瞻預防與家庭承托，讓支援更早介入、更貼近家庭需要；第二，是強化整合規劃與數據主導，提升資源配置的準確度與效率；第三，是完善制度化問責與跨界協作，令政策方向更清晰、執行更可行、成效更可見。

「需求主導」規劃福利服務

首先，在規劃模式上，政府可進一步由「資源主導」走向「需求主導」。若能以人口數據及社會指標作為規劃基礎，制訂地區福利需要指標，按人口老化、兒童、殘疾人士及基層家庭分布，訂明各類服務的覆蓋率和輪候時間目標，將有助提升政策精準度。

與此同時，建立「社會需求大數據平台」，整合社署、醫衞局、教育局、房屋局及民政事務署資料，為安老、托兒、家庭支援與貧窮趨勢提供前瞻性預測，亦可令政策規劃更具前瞻性。若再推動地區為本規劃，讓每區訂定未來五年在安老、家庭站、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社區照顧等方面的服務量與設施落成時間表，並公開指標進度，將有助加強透明度及社會信心。

強化在職及基層家庭承托力

第二，在扶貧與家庭支援方面，政策整合仍有相當空間。現時在職家庭津貼、托兒、課後託管資助及短期食物援助等措施，若可統整為「在職及基層家庭承托計劃」，將更有利支援在職及基層家庭面對生活壓力，亦可避免政策之間出現互相抵消的情況。

若能在貧窮率較高地區設立綜合扶貧及家庭支援平台，集合就業支援、托兒、課後託管、家庭教育及精神健康支援於一體，便可把扶貧工作由單純現金援助，進一步推向能力與機會建構。至於「非綜援低收入家庭」，如能在五年內完成綜援制度檢討，並設計更清晰的支援路線，例如托兒費用上限、住房、醫療與教育開支舒緩等，將有助更有效回應基層家庭的實際需要。

提升安老服務可持續性

第三，面對人口高齡化，長期護理及照顧者支援需要更整全的部署。政府可重啟長期護理服務及融資研究，探討公共、社會保險及公私合營等模式，並在五年規劃內訂出長期護理融資的方向與時間表。服務供應方面，如能參照《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為社區照顧與院舍照顧設比例目標，並在五年內訂明每1,000名65歲及75歲以上長者的服務名額，配合樂齡科技與醫社合作，將有助提升安老服務的可持續性。

照顧者支援亦值得進一步系統化，若把照顧者專線、資訊網、暫託及訓練整合成「照顧者支援系統」，並訂出喘息服務可及性、支援觸達率及高風險照顧者跟進的指標，會更切合實際需要。至於跨境安老，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並探討與內地養老保險及醫療保障接軌，亦可為長者提供更多選擇。

強化家庭與社區能力

第四，在強化家庭與社區方面，政策應更明確強調「家庭為本」與「預防優先、及早介入」。若能把相關原則寫入五年規劃，並在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人手與撥款指引上明文規定預防性工作比例，例如最少30%資源用於預防與家庭教育，將有助把資源投放到最能減少問題惡化的環節。

另一方面，應設立高層次家庭政策及服務委員會，銜接勞福、教育、醫衞及房屋局，訂出家庭政策藍圖及「家庭影響評估」機制，亦可令所有重大政策在制訂時更全面考慮對家庭及兒童的影響。若再加強社區互助網絡，例如鄰里幼兒照顧、社區保姆制度、照顧者互助小組及地區扶貧平台，並擴展青年、婦女及長者參與社區治理的渠道，將有助鞏固社會根基。定期公布「家庭幸福指數」與社區互助狀況，亦可作為檢視五年規劃在家庭及社會資本層面成效的參考。

建立問責機制與創新平台

第五，在制度設計方面，社會福利的策劃及資源機制仍有進一步重整的需要。長遠福利規劃若能由獨立文件轉化為五年規劃中的制度部分，並為安老、兒童、殘疾、家庭及精神健康等主要服務訂明清晰承諾，例如院舍人手配備、輪候時間上限、幼兒及托兒服務供應，將更有利規劃與執行。與此同時，政府可考慮把基本責任納入「約束性」指標，例如貧窮率、輪候時間、人手比率；至於創新項目則可列為「預期性」指標，並配合常態化檢討和公眾匯報機制，以提升問責性。

至於津助制度及整筆撥款，若能在五年內完成檢討，處理人手編制、薪酬架構及機構彈性問題，將更有助機構回應新需求。若再推動跨專業、企業及民間合作平台，透過社福創新基金支持樂齡科技、家庭支援及地區創新項目，也可為社福服務帶來更多可能性。

為殘疾人士提供貫穿長遠支援

第六，在殘疾人士支援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立及時、適切、貫穿人生歷程的服務體系。由評估、復康、教育支援、就業支援，到社區照顧及安老配套，每一階段都需要有清晰銜接。若能在幼兒、學校和基層醫療三個前線系統中，統一早期識別和轉介流程，確保一旦發現發展遲緩或功能障礙，家庭可在明確時限內獲得評估和支援，將有助更早介入。至於SEN／殘疾學生離校後的過渡，如能由教育局、勞福局、勞工處、社署及相關NGO組成跨局工作小組，建立「一站式過渡支援」，提供職涯探索、技能培訓、職業康復、職場試驗及支援性就業，將更有助他們順利融入職場與社會。至於殘疾人士配額制，亦可作為值得認真研究的政策工具，與支援性就業及培訓安排相互配合，提升殘疾人士的社會參與和就業機會。

總括而言，五年規劃不應只是文件上的框架，而應是把福利政策由分散走向整合、由被動走向前瞻、由原則走向落實的重要契機。只要政府願意在家庭承托、數據規劃、扶貧、長者支援、殘疾服務及制度協作等方面持續完善，香港的社會福利體系便有望更貼近市民需要，為未來五年的穩定與發展提供更堅實的支撐。

作者狄志遠是新思維主席、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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