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專欄

坊間長年對香港定位爭論不休：香港究竟是城邦、國際化門戶，還是一座內地化城市？分歧根源，在於大眾對香港的核心屬性存在認知偏差。本文跳脫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提出全新核心論斷：香港既非城邦，也不是傳統概念裏的普通城市；它的真實本質，是由國家授權、專責承接內外流通業務的跨境功能市場。

本系列以「是市非城」作為完整分析框架，立足「一國兩制」憲制基礎，界定香港作為授權樞紐市場的根本屬性；透過時間沉積、扇形空間模型兩套工具，拆解香港百餘年功能演進規律，以及內外平衡的生存邏輯；同時依據《基本法》條文，回應身份歸屬、2047等市民普遍掛心的議題。必須說明，本文將香港定義為「市」，絲毫沒有貶損意味，只為搭建一套更理性、立體的觀察視角，重新解讀香港。

香港的本質是什麼？

坊間流傳兩種最常見說法。

第一種：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享有高度自治權。這段表述法理完全正確，卻過於冰冷。它只交代法律身份，沒有解釋香港獨特的社會本質。

第二種，將香港視作「城邦」。這一觀點過去廣為流傳，除了存在憲制層面的根本性偏差，本身邏輯也有重大漏洞：它只抓取獨立司法、關稅、自行發行貨幣等表面特徵，完全忽略香港一切自治權背後的主權底座。

本文認為，香港並非城邦，而是一處「跨境功能市場」，簡稱「市」。「城」是以公民身份、完整主權歸屬為基礎建立的政治共同體；「市」則以居民參與、跨邊界流通作為核心的功能載體。縱觀香港開埠近180年的歷史、現況與未來發展，唯有放在「市」的分析框架之下，所有現象才能得到精準解釋。

六大維度證實香港「是市非城」

廣義上的「市」，是買賣雙方開展商品、服務交易的場所與運行機制。香港這座市場具備獨特屬性：設立於中國領土之上，專門對接全球資本與內地龐大市場，實現高效交易。它屬於依附國家主權、承擔跨境流通功能的載體，存續前提是主權國家的制度授權；日常運作圍繞跨制度邊界的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展開，權利分配全程遵循法治契約原則。

這一定位近似Saskia Sassen提出的「全球城市」理論，但經典全球城市依託本土固有主權支撐，香港的主權來源則是中央授予；觀點亦與Douglass North、張五常等新制度經濟學大師相通，只是Douglass North的研究聚焦單一國家內部制度演化，香港則專門處理跨兩套制度之間的交易活動。

綜合來看，香港是「授權型全球城市」：由主權國家授權、以跨境經濟功能為核心的區域節點，其發展由三項關鍵變量決定：S（主權供給強度）、B（制度融合深度）、A（國際開放廣度）。

透過六大維度逐項對比，能清晰區分「市」與「主權城邦」，證實香港的市場屬性。

1. 身份標準：居民對比公民

城邦以「公民」為核心主體，公民持有完整政治權利，身份具備排他性。市場以「居民」為參與主體，居民權利來自居住事實與市場貢獻，身份相容多元群體，不存在門檻式排他。《基本法》全文只使用「居民」、不見「公民」，正是憲制層面經過精細考量的制度設計。

2. 權力來源：中央授權對比固有主權

城邦的治理權源於自身完整主權，以新加坡為例，軍隊、外交、貨幣發行權，都是主權天然附帶的權力。香港各項自治權，包括獨立司法、關稅自主、自行發行貨幣，全部源自《基本法》明文授予。

3. 危機兜底：國家擔保對比自體存續

城邦遭遇經濟、社會危機，依靠自身儲備與資源自救，例如新加坡調動本國外匯穩定市場。香港歷次重大危機，都由國家主權兜底。1998年若缺少中央全力支持，聯繫匯率難以守住；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同樣依靠內地物資、檢測、疫苗全方位支援，本地醫療體系才得以維持運轉。

4. 核心目標：交易效率對比政治實現

城邦發展的終極目標，是實現政治共同體的整體訴求。香港所有制度設計，核心追求只有一項：壓低跨境交易成本。普通法、低稅制、資金自由流動等特色安排，全都服務這一目標。

5. 開放程度：雙向開放對比邊界防禦

主權城邦會設置對外壁壘，實行嚴格移民管控、關稅保護。香港作為市場堅持雙向開放，一邊對全球資本、人才敞開大門，一邊維持和內地緊密的制度連接。

6. 管治邏輯：行政效率對比全民民主參與

城邦治理的核心邏輯，是擴大全民民主參與。香港治理優先保障行政效率與法治穩定，完備的普通法體系、高效公務員團隊、專業監管機構，都是市場穩定運行必備的基礎設施。

香港在上述六大維度，全部契合「市場」特徵，因此本文斷定香港「是市非城」。

「因市而興」證實香港是「市」非「城」

香港的發展起點，是1842年英國佔領後開設自由港。

但自由港僅是「市場」最基礎的形態，功能只局限於貨物自由進出。真正讓香港成長為成熟跨境市場的，是後續一層層疊加的制度配套：普通法搭建可信的契約環境，資金自由流動吸引全球資本匯聚，簡單低稅制壓縮企業營運成本，獨立司法長期累積跨國市場信任。

回歸之後，香港的市場功能持續升級。CEPA實現港產貨物零關稅輸入內地；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互聯互通機制，打通兩地金融市場；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落地，進一步拓寬香港專業服務的應用場景。香港就此從區域小型自由港，成長為連接中國內地與全球的關鍵跨境功能市場。

支撐香港百餘年繁榮的核心驅動力，是持續降低跨制度交易成本，這也是一切市場運行的根本邏輯。

城邦想像，止於憲制截斷

既然香港本質是市場，為何過去一段時間，社會曾滋生「城邦」式想像？

上世紀50至70年代，香港經濟高速增長，躋身亞洲四小龍；80年代粵語文化蓬勃興盛，港產影視、粵語歌迎來黃金期，由此慢慢培育出大眾口中的「香港人」本土身份認同。

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一套政改方案：廢除立法局委任議席，功能界別選舉設計近乎等同全面直選，區議會實現全直選。這套舉措的底層邏輯，是把香港從殖民地行政架構，悄悄改造為一套準城邦代議體制。

中方並未在1992年直接叫停這場政改，原因是過渡期內，香港治權仍由英方掌握。但中方從憲制根源上，徹底否定這套體制的延續資格。1993年，中方明確表態：1995年選出的末代立法局，無法透過「直通車」直接過渡為特區首屆立法會。1996年，特區籌委會另行設立臨時立法會。1997年7月1日零時，中國正式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特區立法機關嚴格依照《基本法》重新搭建，末代立法局的議席架構、全部憲制效力同步清零。

港英政府在1992至1997年試圖將香港推向城邦發展路線，最終透過國家層面的憲制安排徹底截斷。這段歷史，反向佐證香港先天不具備城邦屬性，核心定位只能是跨境功能市場。

香港從來不是獨立城邦，而是一套以跨境交易效率為優先、由國家授權運行的開放市場。

作者夏建芳是粵港兩地企業家，曾在內地媒體任職十年，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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