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專欄

本文將拆解香港這個「市場」兩百年來的功能演化路徑，一共經歷三層疊進角色：通道、聯繫人、合夥人。三者不是前後替換的轉型，而是沉積式演化。舊有功能不會消失，全新功能會持續疊加生長。轉口貿易至今仍是香港經濟底盤，金融中介業依舊蓬勃，而在這兩項基礎之上，香港已經培育出層次更高的新功能。

通道：被動樞紐，因隔絕而興（1842–1997）

殖民時期，香港最核心的定位就是「通道」。貨物在此進出，資訊在此中轉，人員在此流動。這一階段具備三項明顯特徵：

第一是工具性，香港的價值來自外界的使用需求，自身沒有獨立選擇空間；第二是被動性，功能完全由外部格局界定，內外界隔越嚴重，香港的發展優勢越明顯；第三是依賴性，本地繁榮程度，和東西方對峙隔絕的程度呈正相關。

冷戰高峰期，西方幾乎所有對華貿易都必須經香港流轉，也因此帶動香港在1950至1970年代維持長期高速增長。「通道」這項基礎功能從未退出，直至今日，轉口貿易與跨境物流依舊是香港經濟的地基，後續所有升級都建立在這一底盤之上。

聯繫人：制度中介，因落差而盛（1997–2020年代）

香港回歸、「一國兩制」落地之後，自身定位從被動物流通道，升級為主導型制度中介。本次升級體現在三個維度：

其一，由單純被動轉口，升級為規則與資本的主動對接。例如2018年市場放開同股不同權，接納新經濟企業上市。

其二，由單向資金輸出，變為內地與全球雙向資本循環。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陸續開通，香港成為名副其實的雙向閘口。

其三，由簡單市場套利，邁入制度自主建構階段。上市制度改革、離岸人民幣體系搭建、綠色金融標準制定，都是香港自主打造的制度產品。

但「聯繫人」模式存在先天局限：它的價值建立在內地與海外兩端的制度落差之上，無法依靠自身創造全新增量。

合夥人：規則共建，因參與而穩（2020年代至今）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落地、河套科創園區啟用、「十四五」規劃明確香港八大中心定位，標誌香港正式邁入第三階段角色：合夥人。

「合夥人」內涵分三重：一是躋身國家戰略決策圈層，直接參與大灣區整體規劃、河套園區管理運作；二是發展模式轉變，不再只做流量生意，同步兼顧存量盤活與增量創造，從單一金融中心轉向「科創+金融」雙輪驅動；三是權責對等、風險共擔，和內地形成長遠共建關係。

三層角色層積共存、互相支撐。通道功能沒有消失，聯繫人模式尚未過時，合夥人定位仍在持續培育。通道為聯繫人提供穩定物流基礎與現金流，聯繫人為合夥人累積制度經驗與國際市場信譽。當其中一層功能遭遇外部衝擊，另外兩層就能發揮緩衝作用，這正是香港經濟韌性的來源。

為何升級？「聯繫人悖論」的結構困境

聯繫人模式能夠興盛，隱藏一個必要前提：交易兩端的實力大致均衡。

香港的黃金發展期（1980–2018）恰好符合這一條件：一側是急於出海的內地市場，另一側是意願佈局中國的歐美資本，兩端力量平衡，香港得以穩穩賺取三重利差。

2018年之後內外格局發生明顯改變。內地一端實力大幅增強，本土制度逐步對標國際標準，不再完全依託香港作為唯一轉口節點；內地資金透過港股通大舉南下，2025年南向淨買入額達1.39兆港元，創下歷史新高。國際一端持續走弱，地緣政治衝突升溫，歐美長線主力資金的信任基礎，相比2018年前明顯弱化。

兩端實力一強一弱，直接壓縮香港作為聯繫人的套利空間，並衍生一組結構性悖論：香港經濟動能下滑，內地便加大戰略投入托底本地市場；但內地投入力度提升，又被外資解讀為香港中立性下降；外資持續撤離，會進一步削弱香港經濟動能，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聯繫人模式立足兩端之間，核心價值依靠中立通道屬性。一旦內地加大對港戰略投入，這一行動本身會被外資視為中立性受損。這一套模式僅在兩端勢均力敵時效率最高，兩端實力失衡時極度脆弱；究其根本，它只是資訊流通通道，不具備獨立議價能力。

合夥人模式不再依靠中立性賺取流量差價，而是透過參與規則制定創造全新制度增量。當香港以合夥人身分參與建設，內地加大投入不再等同侵蝕中立性，而是為雙方共同設計規則提供資源；外資看見的也不是香港被內地收束，而是香港深度參與國際標準搭建。

合夥人框架可以把S（主權供給強度）上升帶來的負面信號，轉化為強化制度產品供給的正面信號，從而解構舊模式的內在矛盾。整體來看，香港三階段角色疊升，是自身跨境功能升級的必然結果。通道讓香港立足生存，聯繫人讓香港實現經濟繁榮，合夥人讓香港獲得長遠發展底氣。

扇形隱喻：觀測香港的動態框架

通道、聯繫人兩種角色，可以用簡單直線圖解釋。通道是單點在直線上，香港處於流通節點之上；聯繫人是兩點直線，香港位於內地與國際兩端（兩點）中間。但合夥人牽涉三方互動，無法依靠兩端直線概括。本文由此提出扇形隱喻，作為解讀香港最新戰略動態的分析框架。

我們可以把香港整體戰略格局視為一把展開的摺扇，由圓心、邊線、外弧構成完整體系，關聯結構可用公式表達：V = f(S, B, A)

各變量含義如下：V：香港階段性整體戰略功能容量；f：一國兩制，為恆定基礎條件（取值1）；S：圓心強度，代表主權穩定性與國家戰略投入力度；B：邊線寬度，代表大灣區制度融合的深度與覆蓋廣度；A：外弧順滑度，代表國際外部制度環境與香港全球競爭力。

這套模型包含三項不變運行規律：第一，S=0則V=0，國家主權底座，是香港所有功能得以存在的先決條件；第二，B、A常態下互補增益，極端狀態下會互相擠壓；第三，合夥人的核心職能，就是動態調節三個維度變量之間的張力，讓三者互相匹配。

扇形屬於動態平衡系統：國家戰略規劃拓寬邊線，市場競爭力拓展外弧，兩者共同決定扇面面積。扇形面積大小，直接對應香港整體戰略容量與階段發展價值。

常態環境中，三者會形成穩定正向循環：圓心越穩固，邊線越容易拓展；邊線覆蓋越廣，香港依託內地市場的底氣越充足，更有條件打磨自身國際化優勢、參與人民幣國際化與綠色金融標準搭建；外弧運行越順暢，越能吸引全球資源落地，反向支撐國家制度型開放。完整邏輯鏈：圓心穩→邊線寬→外弧順→圓心更穩。

扇形模型能解釋簡單直線無法涵蓋的四項核心結構事實：第一，香港的整體價值取決於扇面面積，而非內地與海外兩端的落差。第二，香港脫離圓心（國家主權），便不存在獨立發展價值。第三，邊線融合與外弧國際開放必須同步均衡推進。只重融合、忽略開放，香港會失去獨特制度屬性，淪為普通內地城市；只重開放、忽略兩地融合，則脫離國家整體戰略，變成懸浮的孤島。唯有雙向並進，扇面才能穩定舒展。第四，三類角色分工明確：通道負責單一流動，聯繫人負責雙向資本對接，合夥人統籌主權、兩地融合、國際化三重維度，承擔制度平衡與長遠戰略協調職責。

扇形何以優於直線？

通道是單向流通樞紐，聯繫人是雙方中介，二者都能透過單一直線簡單詮釋。合夥人牽涉國家、大灣區、國際三方聯動格局，三維扇形框架可以直觀呈現香港在三股力量之間的動態平衡，透過扇面面積直觀衡量香港整體發展價值。

同時扇形模型存在明確適用邊界：它僅是空間結構分析工具，無法單獨承載歷史時間維度，需要搭配前篇「沉積式演化」的觀點互補；整體宏觀視角難以細緻拆解香港內部階層、民意、政團之間的社會博弈；遭遇極端危機時，模型只能判斷巨集觀走勢，仍需搭配專項應對機制配套使用。

作者夏建芳是粵港兩地企業家，曾在內地媒體任職十年，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