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專欄｜奇妙的揭發者

這座城市對「品牌」二字，有種近乎信仰的執着。當教育被放進「品牌」的框架裏加工、包裝、出口，它究竟還是不是教育，已經沒有人追問了。特區政府近年積極對外推銷「留學香港」品牌，政策話語裏堆滿了「國際教育樞紐」、「區域教育中心」的亮麗詞彙。然而，如果剝開這層修辭便會發覺，整件事的底層邏輯，與其說是為了栽培人才、貢獻社會，更像是為一個長期缺氧的房地產市道，接上一根新的輸血管。

教育成為可買賣的「商品」

這不是陰謀論，而是一場靜悄悄的制度套利。教育品牌化的真正經濟功能，是吸引更多非本地學生源源不絕地來港，從而製造穩定而龐大的居住需求。需求撐起租金，租金撐起樓價，最終撐起那不可動搖的地產神話。而這個神話的弔詭之處，在於它甚至不惜挪用本該用來解決社會問題的資源，把一切空間都轉化為服務地產循環的燃料。

先看教育那一端。任何嚴肅對待教育的人都知道，教育的本質責任是培養具備獨立思考、人文關懷與社會承擔的公民，是為了改善社會、推動文明。一旦把它等同於「品牌」，教育便從公共使命降格為可供買賣的服務商品，變成某種精緻化的旅遊項目，吸引消費者前來體驗、消費，然後離開。這條路，英國、澳洲、美國已經走了至少20年。英國把高等教育徹底產業化，大學為了爭取國際學生而進行軍備競賽般的校園建設與市場營銷，結果是學費飛漲、教師工作量暴增、教學質素停滯，學術職位變得愈來愈不穩定。教育成了一門賺取外匯的出口產業，但英國本土教育沒有因此變得更深刻、更公義。

香港恐怕正在複製同一條路，甚至做得更為急功近利。所謂「教育品牌」，很大程度是靠鈔票「買」回來的。高調以天價薪酬挖角諾貝爾獎得主、國際知名學者，短時間內為大學鍍上一層亮眼金漆，卻吝於長期深耕自家學術土壤，培養本土的頂尖研究人才。這是品牌營運的邏輯，不是辦教育的邏輯。

更令人不安的是資源配置的嚴重失衡。香港的大學教員薪酬水平高踞全球前列，有研究指出比日本高出三至四倍。那邊廂，幼兒教育、特殊教育、基層學校的支援卻長期短缺，前線教師燃燒殆盡。我們把最豐厚的資源集中堆疊在金字塔尖，讓幾間大學以奪目數據支撐「國際排名」，而社會最底層的教育根基卻乏人灌溉。這不像一個有心培育下一代的社會，倒像一間傾盡財力打造門面、力求吸引顧客上門的企業。

奢華「生意」最終指向地產

香港的大學宿位嚴重不足，非本地學生湧入，自然會流向私人住宅市場，成為租金與樓價的剛性支撐力量。更值得深思的是，香港的劏房問題纏繞多年，數以萬計的基層家庭蝸居在不人道的環境之中，政府卻始終拿不出徹底解決的決心。與此同時，市區不乏空置的酒店和閒置空間——疫情之後，酒店業一度蕭條，社會上早有聲音提出將部分酒店改裝為過渡性房屋或替代劏房的廉租單位，讓基層家庭能夠以合理租金獲得有尊嚴的居住空間。這本來是一個可以在短中期內緩解住屋痛苦的務實方案，成本遠低於大規模造地，見效更快。

然而，這些珍貴的現成空間資源，並沒有優先流向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劏房問題，反而被迅速吸納進「教育品牌」的宏大敘事之中。一幢幢酒店被整棟改裝為「學生宿舍」，瞄準的客群不是飽受居住煎熬的本地基層，而是從外地來港就讀的非本地學生。從市場角度而言，這或許是酒店業主止損套現的理性選擇；但從公共政策的角度看，這無異於一場沉默的資源掠奪——社會最匱乏的居住空間，在劏房問題尚未獲得真正解決之前，就被悄然挪用為服務教育品牌的地產資源。劏房戶的困境彷彿從未被真正看見，政策優先序告訴我們：吸引學生、支撐租金，比讓基層市民有瓦遮頭更重要。這不是解決社會問題，而是讓地產循環吞噬了本該屬於弱勢群體的喘息空間。

地產導向扼殺其他產業生存

沿着大學周邊，無論是西環、沙田、將軍澳還是屯門，大學擴張總與豪宅項目如影隨形。一個個標榜「毗鄰高等學府」、「盡享書卷氣息」的樓盤拔地而起，教育品牌在這裏的角色，不是啟迪心靈，而是為地皮賦予文化溢價，讓鋼筋水泥沾染一點知識的光暈，從而賣得更貴。高地價政策之下，房地產早已「大到不能倒」，任何可能動搖樓市信心的政策方向都要悄悄讓路。教育品牌恰恰提供了一個幾近完美的包裝：既可說成是推動知識型經濟轉型、配合國家發展大局，又能確保在人口老化、青年人口下降的趨勢下，依然有穩定的居住需求支撐資產價格。換言之，教育成了地產的擋箭牌，以及一座城市自我延續的房產神話。

但這種將一切社會資源導向地產的發展模式，正在窒息其他產業的生存空間。香港的租金佔營商成本的比例長期偏高，食肆、中小企、文創工作室、初創企業無一不被高昂租金壓得喘不過氣。試想，如果香港的租金水平能夠下調一半，憑藉每年近5,000萬人次的龐大旅遊流量，必然會吸引更多經營者放心投資：更多特色餐廳、社區小店、深度文化體驗、夜間經濟、以至與旅遊結合的工藝與創意產業，將會煥發蓬勃生機。

同樣，較低的租金門檻也能讓年輕人敢於創業，讓小型科技公司有餘裕投入研發，讓整個經濟結構慢慢長出其他支柱。然而現實恰恰相反：土地資源分配極度傾斜，政府並沒有清晰區分哪些土地該交由市場主導，哪些土地必須策略性地配合產業政策，以低廉成本提供予創科、文化、農業、體育等需要長期培育的界別。結果便是，寸金尺土上，只有能夠支付最高地價的住宅發展能夠不斷複製自身，其他一切價值都只能退讓。

千萬別讓教育品牌變成泡沫

新界北面大片土地被規劃為「大學城」，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浮現的想像。表面上是擴充高等教育容量，呼應「北部都會區」的宏大願景。但在香港和內地青年人口持續下跌、出生率屢創新低的今天，不斷興建大型大學城，真的只是為了教育嗎？任何一個冷靜的觀察者都不難看見，歷史上的大學城模式，無論在沙田還是鄰近城市，周邊無可避免地會衍生一浪接一浪的房地產開發。校園與樓盤彼此共生，學術塔尖最終變成了景觀溢價的保證，而所謂的「大學城經濟」，說穿了不過是房地產盛宴的另一種請帖。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個以「教育品牌」驅動的發展模式，其生源基礎本身正在加速流失。全球少子化趨勢已成定局，中國內地的出生率近年急劇下滑，2022年全國新生兒數字已跌破千萬，預計五年之內，高等院校適齡入學人口將出現斷崖式下跌。香港此刻大舉擴張教育容量、興建大學城，恰恰選在了一個需求即將收縮的周期高峰。五年後，當內地生源大幅減少，東南亞及其他地區的競爭又日益激烈，這些為「教育品牌」而設的宿舍、校園和配套設施，會不會成為下一個過度建設的泡沫？政策制定者似乎沒有認真面對這個迫在眉睫的人口真實，而是選擇沉醉於品牌擴張的短暫繁榮之中，把未來的風險悄然轉嫁給下一代。

政府此刻最應該做的，與其花費天文數字公帑打造一個五年後生源成疑的教育品牌，不如將資源投入到更具長遠意義的社會工程：鼓勵生育。而要讓香港人願意成家立室、生兒育女，最根本的條件就是釋放土地資源，壓低居住成本，讓年輕夫婦看得見擁有安樂窩的可能。這就要求政府有大決心打破高地價循環，同時大幅度增撥資源到幼兒教育，建立完善且可負擔的託兒體系，讓生育不再是沉重的經濟負擔，而是可以被社會共同承托的選擇。一個社會是否真正重視教育，不該看它建了多少座大學城、招了多少非本地生，而該看它如何對待最年幼的公民，如何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在公平的起點上成長。

大學課程與產業嚴重脫節

然而，香港的教育品牌化，不僅沒有讓教育變得更深刻，反而在學術品質上出現令人憂心的稀釋。香港真的達到英美水平了嗎？不少家長花費巨資讓子女攻讀的碩士課程，其實充斥着大量巧立名目的「水份課程」。隨機走進任何一間大學的課程手冊，不難發現五花八門的授課式碩士項目：林林總總的商科管理課程、大量掛着「人工智能」、「藝術科技」、「創意媒體」、「文化管理」等時髦標籤的學位。但只要稍加審視，便會發現許多課程的師資背景與課程內容，其實和真正的產業實踐嚴重脫節。

以「藝術科技」為例，這本來是一個極需動手能力與技術底蘊的跨界領域，它需要的是懂得技術、熟悉硬件、能夠將創意落地的技工和創作者，需要的是真正有實踐經驗的導師帶領學生在工作室裏反覆試驗，而不是坐在講堂裏聽理論、交論文、拿學位。市場上對這類具備實戰能力的人才極度渴求，但大學開設的相關課程，畢業生往往既不懂技術操作，也不具備獨立創作的能力。這些課程的存在，說穿了是大學為了「追數」——追收生人數、追學費收入——而快速推出的商品，學術把關淪為形式，教育變成了一張鍍金的證書交易。

這是正常的嗎？是好的嗎？我們為甚麼不可以用同一片土地，去發展真正意義上的高科技農業試驗區，為城市留下一點糧食安全與生態教育的根？為甚麼不可以用寬裕的土地和創新的批地方式，吸引高增值、低污染的精密工業或綠色科技產業，讓年輕人有工程與技術上的一流事業可追？為甚麼不可以規劃一個結合自然村落、濕地保育、文化旅館與匠人工房的深度文化旅遊帶，讓近5,000萬旅客有理由留下來，不止是匆匆購物，而是靜靜生活幾日，理解一個不一樣的香港？為甚麼不可以把那些空置的工廈、酒店，先改裝成基層家庭能夠負擔的過渡性住房，讓劏房戶看見一線生機，再談其他？——這些問題，在地產邏輯主宰一切的結構裏，注定無人認真回應。因為只要地價不能下跌，只要賣地收入依然是政府財政的命脈，任何不產生立即巨額土地回報的想像，都會被視為浪漫的奢侈。

這便是香港面對的深層困局：劏房未解，空間卻率先讓位給學生宿舍；本地生育率崩跌，卻仍大興土木興建大學城；課程內容日趨空洞，卻繼續以「品牌」名義對外招攬。教育被壓縮成品牌，品牌被用作吸引住屋需求，住屋需求支撐起整個地產循環，而這個循環又擠出其餘一切產業所需氧氣。大學體制不是公司，但其運作邏輯卻愈來愈像地產項目的配套設施，其課程體系愈來愈像為了維持現金流而設計的商品目錄。

香港需要重新界定教育角色

要走出這困局，需要很不一樣的勇氣與想像。認真地重新界定教育的公共角色，拒絕將它純粹視為推動經濟、支撐樓市的工具，把資源公平地投放到從幼兒到高等教育的每個環節，讓校園成為思想與人格成長的場所，而非地圖上推高周邊樓價的標記。

更根本的，是誠實地面對土地正常規劃的問題：承認高地價政策已經對香港的產業多元和民生福祉造成制度性傷害，以政策工具將一部分土地和空間從純粹的市場競價中解放出來，優先解決基層住屋需要，然後撥給農業、創科、文化、體育與社區營造，讓不同價值有機會在城市裏生根。同時，重整高等教育的課程監管，杜絕那些純粹為追逐收生數字而開設的「水份課程」，讓學位重新對得起學位這兩個字。

屆時，教育品牌這四個字，才有可能褪去那層鍍金的外衣；大學城周邊的土地，才不必注定只能長出另一排豪宅；那些被改裝的酒店，也不必在劏房戶仍在苦等之時，率先迎來拉着行李箱的國際學生。也許到了那一天，我們才能夠重新相信，一座城市最重要的資產，不是樓價指數，而是人在這裏學習、生活、創造、彼此照亮的可能性。教育若回到這樣的本位，地產便不再是一座困住所有人的圍城。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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