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張良在博浪沙伏擊秦始皇時，曾聘請力士以大鐵椎砸向秦始皇的車駕。當時嬴政因「仇家多」而憂心遭刺殺，故以多輛外形相同的車輛混淆視線以自保。結果力士所擊中的僅是「副車」而非真正載有秦始皇的主車，遂成後世所稱的「誤中副車」典故。兩千多年後，在世界的另一端，同樣身居權力頂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面臨暗殺威脅時所採取的應對策略，竟與古代帝王如出一轍，而其手段之精細、佈局之複雜、對下屬欺瞞程度之深，較之秦始皇的副車計謀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近日《華盛頓郵報》以長篇報道揭露一則震撼性的內幕，指稱特朗普在2026年7月7日至8日出席土耳其安卡拉北約峰會期間，因情報部門掌握到伊朗正策劃於其返國途中發動報復性暗殺，白宮遂啟動一項以總統專用飛機「空軍一號」為誘餌的秘密撤離計劃。這項爆料不僅觸及美國總統安保體系的最高機密層級，也將特朗普在面對生命威脅時的心理狀態與決策邏輯，赤裸地呈現在國際輿論之前。

根據《華盛頓郵報》取得的多方消息來源，整場行動的起點可追溯至特朗普抵達安卡拉出席北約峰會的當下。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透過中央情報局向白宮戰情室通報的緊急情報顯示，伊朗革命衛隊海外行動部門已擬定一套針對特朗普車隊與專機的複合式攻擊方案，可能在車隊前往安卡拉機場途中，或在專機起飛爬升階段發動突襲。這份情報的具體程度與可信度，均已達到必須立即啟動最高級別防護措施的門檻。

在一般情況下，任何負責任的國家元首都應採取透明而制度化的應對方式：公開威脅訊息、透過外交渠道要求土耳其政府加強沿途保安，並調動駐歐美軍的空中掩護力量，以莊重而明確的姿態完成撤離，向敵對勢力展示一國元首不因威脅而退縮的領袖風範。然而，特朗普所採取的路徑，卻與這套理性決策模式完全相反。

白宮通訊辦公室首先發布例行新聞通告，稱特朗普因安全考量將提前離開安卡拉，並依慣例要求媒體在機場指定區域拍攝其登機畫面。當日晚間，特朗普果然出現在「空軍一號」舷梯前，向在場媒體揮手致意，神態從容，彷彿只是正常結束外交行程。全球各大通訊社的攝影記者紛紛按下快門，將這一幕即時傳送至世界各地。然而，就在所有鏡頭集中於這架專機的正面時，機身另一側卻正上演一套完全不為外界所知的撤離程序。

《華盛頓郵報》的調查顯示，特朗普在揮手後並未進入主艙，而是利用機艙結構形成的視線死角，迅速從另一側艙門離開，登上一輛早已停妥的封閉式機場餐飲車。這輛外觀毫不起眼的地勤車在夜色與停機坪設備的遮蔽下，悄然載着特朗普與戰爭部長赫格塞思前往機場另一端的偏遠停機坪。那裏停放着一架改裝的波音757客機，軍方編號C-32A，機身塗裝低調，毫無總統專機的標誌。特朗普登機後，C-32A立即滑出停機坪，以極不尋常的低調航線起飛，並刻意避用任何與總統相關的無線電呼號，改以普通軍事運輸航班代碼通報沿途航管單位。

與此同時，那架載滿毫不知情的隨行高級官員、白宮幕僚、貼身安保人員、各大傳媒記者與機組成員的「空軍一號」，則依原定計劃準時起飛。機上所有人深信特朗普正在前方私人套間休息，完全未察覺自己已成為轉移敵方火力的戰略誘餌。這套雙重安排的欺瞞對象，不僅涵蓋國際媒體與敵對情報單位，甚至延伸至美國政府內部絕大多數高層官員。

登上誘餌專機的乘員之中，包括國務院高階外交官、國家安全會議資深幕僚、負責總統行程的後勤團隊，以及部分協調北約軍務的軍方聯絡官。他們在完全被剝奪知情權的情況下，被置於一架可能遭受地對空導彈攻擊的飛機上，而這架飛機在敵方情報視野中正是最醒目的總統座機。倘若伊朗方面未能識破這套佯動佈局，並依原計劃對「空軍一號」發動襲擊，後果將是機上數十名美國政府核心官員及各大傳媒記者無一生還，而特朗普本人早已在另一架低調起飛的C-32A上安全脫身。這種以下屬承擔最高風險、由領導獨自脫身的決策模式，無論置於任何國家的軍事倫理或政治道德框架中，都是極為嚴重的污點。

特朗普此舉牽涉多層次的義務與責任問題。在美國聯邦法律架構下，總統作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對屬下軍人與聯邦雇員負有不可迴避的注意義務。此義務源自《普通法》中的僱主責任原則，以及憲法第二條所衍生的忠實執行義務。當總統明知特定航班可能成為敵對攻擊目標，卻仍安排大批政府人員登機，並刻意隱瞞關鍵安全資訊，這種行為在法律評價上已構成對注意義務的重大違反。

進一步而言，若機上人員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遭受傷亡，其家屬在理論上可向聯邦政府提出過失致死的侵權訴訟，而總統的決策過程將成為法庭調查的核心焦點。此外，特朗普在事後得知《華盛頓郵報》即將刊登相關內幕時，曾親自致電該報高層試圖阻止報導。施壓未果後，又指示聯邦調查局啟動調查程序追查洩密者。這一連串動作在法律上觸及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聞自由界線，也引發是否不當動用聯邦執法機關進行政治掩蓋的憲政爭議。一位真正無愧於憲法誓詞的總統，理應坦然接受決策公開檢驗，而非試圖以權力機器封鎖真相，更不應在封鎖失敗後動用國家調查資源追查敢於揭露事實的人。

特朗普在土耳其的狼狽撤離，並非單一的安全事故，而是美國在中東霸權退潮過程中極具象徵性的註腳。伊朗之所以敢於策劃針對美國在任總統的跨國暗殺行動，其底氣並非憑空而來，而是源自特朗普政府在中東政策上一連串戰略失誤所造成的權力真空。當區域強權發現超級大國的軍事威懾因反覆無常的決策而喪失可信度時，其行為底線便會不斷後移，直至敢於觸碰以往被視為絕對禁忌的目標。

那架悄然降落於英國機場的C-32A備用專機，機上除了特朗普與戰爭部長赫格塞思之外，更承載着一個超級大國尊嚴受損的尷尬現實：當一國元首必須依靠快餐車的遮蔽與誘餌專機的犧牲來保全性命時，其全球威懾信譽勢必遭到不可逆的侵蝕。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盟友與夥伴，在目睹此一場景後，勢必重新評估與美國安全承諾掛鉤的風險係數。而美國的對手則從中獲得一項極具價值的戰略資訊——美國決策核心在面對真實威脅時，其反應模式並非官方敘事中的強硬果決，而是充滿恐懼驅動的混亂與欺瞞。這種認知一旦在國際體系中擴散，其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造成的長期損害，將遠較任何一場局部軍事挫敗更為深遠。

真正具備領袖氣質的國家元首，在面對暗殺威脅時，理應以堅定公開的姿態向敵對勢力傳達不屈意志，並與下屬同進退，而非將其視為可拋棄的盾牌。特朗普卻選擇了截然相反的道路：以精心編織的敘事掩飾自身恐懼，以下屬的安危換取個人的安全空間，並在事後試圖以新聞壓制阻止真相曝光。這種行為模式與其職位所要求的勇毅品格之間，存在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秦始皇的副車在兩千年後仍被史書記載。特朗普的空軍一號誘餌計劃，恐怕也將以同樣的方式，被銘刻在21世紀國際政治史的羞辱柱上。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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