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左翼超市打折,右翼藥房劈價——美式「社會主義」能玩多久?

撰文:劉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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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方向劉暢博士專欄

美國紐約市長曼達尼(Zohran Mamdani,又譯「馬姆達尼」)近日正式公布了他最具標誌性的民生計劃:在全市五大行政區各設一家市營雜貨店,新鮮果蔬、肉類海鮮、蛋奶主食等核心商品一律比市價低三成,價格每月鎖定、不設收入門檻,首家門店2027年底前落戶布朗克斯亨茨角(Hunts Point),五家店在其首個任期內全部開業,市府為此撥出七千萬美元資本預算。市政府估計,顧客每月可節省約90美元,每年約1,000美元。消息傳到中文世界,網友戲稱這是「美式供銷社」開業,更調侃曼達尼是「同志」。

美國向來有「社會主義」傳統

所謂「供銷社」,是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由國家設立的國營商業機構,以平價、保障供應為宗旨,承擔城鄉商品流通與民生兜底的功能,這一稱呼帶有強烈的時代印記與計劃經濟色彩。玩笑背後,曾經被視為洪水猛獸的「政府干預定價」與「社會主義化」政策,正堂而皇之地登上歷史舞台。這究竟是美式社會主義的全面崛起,還是一場簡單粗暴的選舉政治秀?

曼達尼的方案其實相當克制,政府出場地、出裝修、定價格和標準,日常採購、供應鏈和門店運營則通過公開招標交給私營零售商。銷售是計劃的,採購是市場的,中間的差額由財政來補。這是一場「政府搭台、企業唱戲、財政買單」的公私合營試驗。因此,它不是蘇聯式國有商店,也不是中國傳統供銷社,而是一種奇特的混合體:政府擁有資產、補貼固定成本並規定公益目標,私人企業負責供應鏈和經營。可以說是「成本社會化、營運市場化」,更接近市政福利型公私合營,而不是由政府接管生產資料的傳統社會主義。

但它確實延續了美國本土的社會主義傳統。這種傳統向來不以革命理論見長,而強調地方政府能否把水、電、交通、住房和食品辦得更便宜、更可靠。20世紀初密爾沃基的「下水道社會主義」,正是以市營水電、公共衛生、公園和教育建立政治信用;1934年辛克萊提出「消滅加州貧困」計劃,也曾主張利用閒置土地和工廠,組織失業者生產自用。辛克萊雖然落選,仍取得1/3選票。曼達尼的試驗正有這種美式氣質:不討論誰擁有全部生產資料,先問雞蛋、牛奶和麵包能不能便宜三成。

「市場萬能」共識已經破產

更值得玩味的是,政府下場干預市場絕非左翼專利。被視為極右翼代表的特朗普,同樣在做着類似的事情,只不過他不叫它「社會主義」,而叫「美國優先」。被稱為「特朗普大藥房」的TrumpRx平台就是典型例子。特朗普政府直接與輝瑞、禮來、諾和諾德等製藥巨頭談判,以關稅豁免為籌碼,強行壓低處方藥價格,然後通過線上平台以折扣價向民眾銷售。比如GLP-1減肥藥價格從每月1,350美元直接砍到350美元,降幅超過七成。特朗普的邏輯很簡單:美國人承擔了全球最高的藥價,等於在補貼全世界,這不公平。政府必須下場談判,為美國民眾爭取最惠國價格。

從本質上看,這與曼達尼的市營雜貨店邏輯別無二致:都是政府繞過市場機制,以行政力量直接干預定價,將民生商品價格人為壓低到市場均衡水平之下。只不過一個打的是「社會正義」旗號,一個喊的是「美國優先」口號;一個面向食品,一個面向藥品;一個在地方市政層面推進,一個在聯邦層面實施。

這正是當下美國政治最弔詭之處:左右兩翼雖然意識形態針鋒相對,在反對華爾街、質疑自由市場、主張政府干預等問題上卻達成了奇異的共識。只不過左翼將矛頭對準資本壟斷,右翼將矛頭對準外國競爭和跨國企業;左翼講「公平」,右翼講「愛國」。但政策手段的相似性遠大於差異性—— 這與其說是社會主義的崛起,不如說是過去40年「市場萬能」的共識,已經徹底破產。

以理想主義掩蓋選舉算計

那麼,這場「社會主義轉向」的深層動因究竟是什麼?答案或許不在意識形態,而在社會結構。

紐約作為全美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過去十年食品價格漲幅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房租、能源、醫療、教育樣樣漲價,普通家庭的實際購買力不斷萎縮。對於底層民眾而言,連逛超市都成為一種經濟壓力。在這種背景下,承諾「食品打七折」的政客天然具有號召力。

但這背後同樣是赤裸的選舉政治邏輯。曼達尼作為民主社會主義者,基本盤是底層民眾、少數族裔和年輕選民。對於這部分選民而言,最簡單直接的爭取方式就是提供看得見摸得着實惠。五家超市或許對整個零售市場影響有限,作為政治符號的價值遠大於實際經濟效益 —— 它向選民傳遞了一個清晰信號:我在為你們的利益戰鬥。

這正是西式民主的悖論:當社會撕裂到一定程度,政客最理性的選擇就是用公共資金收買基本盤。底層民眾最容易被眼前利益打動,而大撒福利永遠是最快見效的選舉手段。至於長期財政可持續性、市場機制扭曲、中小商家生存空間被擠壓以及所有的投入實際上都要由納稅人埋單等問題,往往不在選舉周期的考量範圍之內。

這正是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總爆發。馬克思當年提出的根本問題:工業革命後生產力大爆發,生產關係與分配關係卻無法適應 —— 至今沒有真正解決。只不過當年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工人貧困,如今表現為財富極度集中和生活成本危機。當市場機制無法自動實現社會大眾可接受的分配結果時,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會本能地訴諸政府干預。差別只在於用什麼樣的話語包裝它。

這場「社會主義化」究竟是行政控價製造的惠民假象、安撫選民情緒的選舉操作,還是一場人心變革?答案或許是:兩者皆是,但順序有別。它首先是選舉操作——這是美國政治的運轉方式;但它能成為選舉操作,恰恰因為人心已變——當一個社會主義者能贏下紐約、一個右翼總統要親自為藥價談判,說明舊的共識已經瓦解。這些零星的「社會主義化」實驗,充其量只是在千瘡百孔的資本主義巨輪上,貼上的幾枚昂貴的創可貼。這是一場值得觀察的政治秀,但距離真正的人心變革與制度重構,依然路阻且長。

作者劉暢博士是「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香港人才創業者協會執行主席,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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