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近日，《歡迎來龍餐館》在內地上映並迅速成為話題。這原本是一部以市井人物承載大時代創傷的商業類型片，既有輕喜劇的節奏，也有戰爭敘事的殘酷情節，更以中餐作為生活秩序與文化情感的象徵。然而，新加坡《聯合早報》這家一向以理性客觀、中立平衡的海外華文大報，卻將相關電影標籤為「戰狼電影」、「民族主義輸出」、「海外意識形態投射」。這種反應本身，比電影情節更值得分析。

中國人為何不被允許自信？

多年以來，海外華文輿論中始終存在一套隱性的審美等級標準：凡是中國題材呈現貧困、落後、撕裂、反思，便容易被視為「有深度」。凡是呈現普通中國人的能動性、善意與尊嚴，便容易被懷疑為「宣傳」。換言之，中國人可以痛苦，但最好不要自信。可以沉默，但最好不要發聲。可以被他人解釋，但最好不要解釋他人。這套標準看似是文藝批評，實則是一種話語權的分配規則。它要求中國電影接受被觀看的位置，卻拒絕承認中國電影也有資格成為觀看世界、描述戰爭、判斷是非的主體。

《歡迎來龍餐館》真正刺痛某些人的地方，並不在於它講述一名中國廚師救人的故事，而在於它觸碰了伊拉克戰爭的敘事權。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後，國際影視作品長期由西方提供主流畫面。許多荷里活作品聚焦美軍士兵的心理創傷，描寫戰場壓力、道德困境與退伍後的精神傷痕。這些作品固然可能具有藝術價值，但也在無形中完成了一種視角轉移：戰爭的發動者被處理成受苦的主體，而被轟炸的土地、失去親人的平民、斷水斷電的城市，反而退居背景。當觀眾長期從士兵的恐懼中理解戰爭，卻極少從被入侵者的生活崩塌中理解戰爭，歷史記憶便會被重新排序。

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影選擇從一間中餐館出發，反而展現出獨特的敘事力量。餐館是最貼近日常生活的空間，飯桌上有生意、有鄰里、有語言差異，也有在試探之後逐漸建立的信任。當戰爭降臨，最先被摧毀的並非抽象的國際秩序，而是人們吃飯、睡覺、上學、看病、取水、用電的基本生活。電影讓炸彈落在餐館旁，讓普通人的命運被捲入政治巨輪，讓食物與生命產生直接的關聯。這不是以美食淡化戰爭，而是以美食反襯戰爭的殘酷。因為唯有在秩序崩塌時，人們才會真正明白，一頓安穩的茶飯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

戰爭不該只由發起者講述

某些評論者將這種敘事稱為「民族主義輸出」，其邏輯其實相當脆弱。電影中的「中國性」並非以征服姿態出現，而是以生活方式呈現。徐福堅持做真正的中餐，拒絕把中華飲食簡化成迎合外部想像的符號，這是一種文化自尊。他在危難中照顧兒童、庇護平民、為陷入絕望的人留下一口飯，這是一種人道倫理。文化自尊與人道倫理的結合，並不天然構成政治威脅。

相反，若有人把中國人的善良視為威脅，把中國人的自保視為擴張，把中國人拒絕屈辱敘事視為攻擊，那恰好說明他們真正害怕的並不是所謂「戰狼」，而是中國形象已經脫離他們熟悉的舊有框架。何況電影中連一面中國國旗都看不見，又何來「民族主義輸出」？

伊拉克戰爭本就不應、也不能只由發動戰爭的一方來定義。2003年，美國及其盟友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反恐」、「解放伊拉克人民」等理由發動軍事行動，將一場主權國家遭受入侵的戰爭包裝成道德使命與文明工程。然而，戰爭之後展現在世人面前的，並不是承諾中的自由繁榮，而是國家機器的瓦解、公共秩序的崩塌、基礎設施的破壞、宗派衝突的激化、極端組織的滋生，以及一代又一代平民被迫承受的流離失所。

請把鏡頭還給生活破碎的平民

當年的戰爭理由後來被反覆質疑，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未以發動戰爭者所宣稱的方式出現，可伊拉克人民付出的代價卻是真實的：被炸毀的街區是真實的，失去父母的兒童是真實的，在斷水斷電中掙扎的家庭是真實的，被迫逃離家園的難民也是真實的。這樣的歷史，怎麼可能只交由戰爭發動者及其媒體系統來敘述、剪輯和美化？如果一場戰爭的發起者同時壟斷了戰爭的解釋權，那麼受害者的苦難便會被轉化為背景噪音，侵略的責任便會被改寫成「決策失誤」，平民的死亡也會在宏大政治語言中被輕輕帶過。

正因如此，若中國電影把鏡頭移向戰後社會的破碎，移向兒童、老人、餐館老闆、普通職員與無名平民的命運，這絕不是對歷史的篡改，也不是什麼「意識形態輸出」，而是在打破一種長期由強者掌控的敘事壟斷。它提醒觀眾，伊拉克戰爭不是一部關於美國良心不安的內心戲，而是一場實實在在改變了千萬普通人命運的災難。戰爭不會因為被冠以「自由」之名就自動取得道德赦免，也不會因為強勢媒體反覆講述自己的苦衷，就抹去平民被剝奪的生活、被摧毀的家園與被撕裂的未來。真正成熟的公共討論，應當容許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不同受害者視角重新打開歷史，而不是一看到非西方敘事介入，便急忙扣上「宣傳」或「民族主義」的帽子。

恰恰相反，越是被西方話語長期定型的戰爭記憶，越需要新的敘述者介入。越是被包裝成正義行動的軍事災難，越需要有人把鏡頭重新放回廢墟、餐桌、病床、孤兒和難民身上。因為只有當戰爭被從普通人的生活經驗中重新講述，所謂國際秩序、文明使命與道德高地的虛偽，才會被真正剝開。

星洲華文媒體的深層身份焦慮

新加坡華文媒體的反應，也折射出一種更深層的身份焦慮。身處東西方交匯的位置，又長期依靠英語制度、國際金融與西方話語資源維持自身定位，某些媒體在文化心理上容易形成一種微妙的距離感。面對西方敘事時，它們往往以國際主流加以理解。面對中國敘事時，則習慣先行審查其政治含義。這種審查有時並非明顯的敵意，而是一種近乎本能的防衛。中國越是平常地講述自己，越是自然地表達立場，越是以商業片而非口號片進入大眾情感，它們便越感到不安。因為這意味着中國文化不再只靠苦難獲得同情，也不再靠迎合換取掌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戰狼」這個標籤在當下輿論中已逐漸失去分析功能，成為一種偷換概念的便利工具。任何中國人在海外維護尊嚴，都可能被稱為「戰狼」。任何中國電影呈現國家保護、同胞互助或文化自信，也可能被貼上「戰狼」之名。如此泛化之後，這個詞不再描述具體作品，而是用來阻止討論本身。它讓評論者無需解釋劇作結構是否成立，無需分析人物動機是否可信，也無需討論戰爭呈現是否有力，只需貼上標籤，便能完成道德裁決。這不是評論的勝利，而是思想能力的退化。

真正成熟的華文輿論，不應一看見中國人抬頭便驚呼危險，也不應一看見中國故事走出去便急着扣帽子。世界早已不是少數敘事中心壟斷解釋權的時代，電影銀幕也不該永遠只照亮同一批人的傷痛與辯解。當龍餐館的燈在戰火後重新亮起，它照見的不是狹隘的民族情緒，而是一個文明終於開始以自己的語言，平靜而堅定地講述人間的是與非、對與錯。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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