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李冠儒博士

2026年8月14至16日，筆者有幸攜本所部分研究員、香港及在華馬來西亞青年代表一同參與了由馬來西亞國會議員李健聰組織的「這Young說政事」青年領袖營，與馬來西亞華人青年共同生活。該領袖營的本意是訓練大馬青年制定政策的能力、思考的深度，同時也希望拓展他們的國際視野，於是特別邀請了部分香港成員參與其中。筆者作為受邀講者，介紹了香港青年的就業數據、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香港第一次五年規劃、北部都會區等，以及包括國際高端人才集聚中心、國際創科中心、國際調解之都在內的定位。

看見從「陌生」到「具體」的大馬

在到達大馬的前夕（8月11日），香港駐吉隆坡經濟貿易辦事處正式揭牌，港馬官方層面的互動達到新高度。然而，正如我們在該領袖營中所觀察到的，官民的熱度存在明顯溫差。因此我們當然慶幸能夠聽到，科技、創新及科學部長拿督鄭立慷與旅遊、藝術及文化部副部長趙俊文等人的真誠分享，但我們也同樣珍惜華人青年代表們對香港的評價——無論它們是否精確。

此行中有一位長期從事「一帶一路」相關工作的香港青年隨團。他坦言自己雖經常處理涉及東南亞的項目，卻從未真正踏足大馬，「實在說不過去」。於是他便抱着「補課」的心態參與其中。抵馬後，在離開機場的車上，某電台主持人正在用口音奇特的粵語大談時事，並且被其他主持人及觀眾朋友鼓勵「練好廣東話」，路上的人們也普遍操中英文及馬來文，這讓他倍感親切。而真正讓馬來西亞「具體起來」的，是他與當地華人學生討論教育政策的時刻。

「土著優先」措施帶來結構性不公

本所馬來西亞華人代表蕭乙恆先前撰寫過一篇科普文章——《從《阿嬤的情書》看南洋華人的「華文教育保衛戰」》，該文闡明本地教育並非單純的語言傳承，其背後涉及本地華人在《1961年教育法令》等政策夾縫中抗爭與堅守的血淚史。在此基礎上，我們一同聽到許多本地青年坦誠地分享了自己的教育困境：自嘲當地教育內容過於簡單，及格線僅設定在40、50分，而必修的道德教育科目在實際生活中幾乎無法產生應有的作用。他們也會指出優質的教育資源客觀上依然向馬來人傾斜，華文獨立中學的畢業生在升學與就業上仍面臨諸多制度性障礙，有關不公的情況才超越了文字，引起香港代表們更多的關注。

結構性的不公自然不是無源之水，領袖營中就有學者詳細介紹這種結構性矛盾。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注：5月13日吉隆坡爆發的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大規模種族流血衝突，官方公佈死亡人數逾百人）後，大馬在1971年迎來社會改造計劃——新經濟政策。其名義目標，是「消除貧窮」和「重組社會」，平衡種族的經濟差距，也確實在短時間內恢復了社會穩定。然而，其本質是透過一系列「土著優先」措施來實現財富重新分配。在教育領域，新經濟政策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大學學位固打制——公立大學的錄取名額按種族比例分配，優秀華人面臨隱形的名額天花板；而在經濟與就業層，政府工程優先由馬來人公司承建，各行業證照審批向土著傾斜，當地部分華人因而參與運動，力求改善自身處境。

嘉賓及本地青年還提及，涉及種族的衝突在大馬時有發生。不久前的7月29日，巴生皇城市政廳執法人員及志願者稱有鄰居舉報該狗曾咬傷或驚嚇小孩後前往抓捕流浪狗，印裔狗主卻表示被捕的狗隻Rocky實為家養寵物，指控執法人員用鐵棒毆打、粗暴勒頸拖拽導致狗隻當場死亡。由於該事件引發了非穆斯林社區及動物保護人士的強烈憤慨，後續升級為種族衝突。而當香港朋友親耳聽到這些事件，圍繞這些事件對照自身在港的處境後，大馬對他們來說才真的是一個擁有複雜歷史脈絡、種族矛盾的具體國度。

香港為何要讀懂大馬的社會民情？

當然，理解這段複雜的歷史與社會結構，並不意味着港馬合作必須以完全掌握對方脈絡為前提。事實上，即使在對當地歷史認識有限的情況下，雙方在經貿、基建、數碼經濟等領域早已展開大量務實且卓有成效的合作，香港的金融專業、物流管理與馬來西亞的資源稟賦、市場潛力之間，存在着天然的互補空間，許多商業項目無需深究歷史細節便可順利推進。

然而，隨着合作範疇從單純的投資貿易，逐漸延伸至人才培訓、科技研發、文化創意甚至社會治理等更深層次的領域，港馬的民間也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互信。若對對方的族群、政策、習俗缺乏基本認知，容易產生誤判。反之，當港人願意主動了解大馬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也提供更多渠道讓馬來西亞的民眾了解香港時，雙方才正式從貿易昇華為對等交流。

我們絕不可能通過短短幾天就深入了解大馬，尤其考慮到我們與本地非華人產生過的對話屈指可數。我們還記得，很多嘉賓都提及馬來西亞的「綠色浪潮」，在本地這是無需贅述的名詞，我們卻只能邊聽邊在社交平台向現場的或自己熟悉的馬來西亞人虛心求教，後續也察覺到他們給出的定義不盡相同。筆者也是當場閱讀了同為嘉賓的馬來西亞時事評論作者黃進發的文章，才大概了解綠潮是2018年馬來西亞正值巫統下台後本地不安能量的爆發，是兩線制（指兩個主要政黨或政黨聯盟，通過選舉競爭並輪流執政的政治格局）從「兩大多元族群聯盟趨中競爭」變調成「多元族群聯盟與單元族群聯盟惡性競爭」的結果。從「陌生」到「具體」的認知轉變過程很漫長，但前往對方國家與當地人溝通無疑是關鍵的一步。

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教育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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