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李冠儒博士、郭祺

2026年8月14至16日，筆者有幸攜本所部分研究員、香港及在華馬來西亞青年代表一同參與了由馬來西亞國會議員李健聰組織的「這Young說政事」青年領袖營，與馬來西亞華人青年共同生活。該領袖營的本意是訓練大馬青年制定政策的能力、思考的深度，同時也希望拓展他們的國際視野，於是特別邀請了部分香港成員參與其中。筆者作為受邀講者，介紹了香港青年的就業數據、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香港首次五年規劃、北部都會區等，以及包括國際高端人才集聚中心、國際創科中心、國際調解之都在內的定位。在到達大馬的前夕（8月11日），香港駐吉隆坡經濟貿易辦事處正式揭牌，港馬官方層面的互動達到新高度，本所亦有幸向馬來西亞的科技、創新及科學部長拿督鄭立慷提問與交流。

港馬創科政策共通的難處

鄭立慷部長所分享的內容，讓在場的香港參與者產生了極大的共鳴，深感香港正面臨着幾乎相同的困境。鄭部長指出大馬在推動首顆自製遙感衛星時遭遇了來自民間的普遍質疑與冷嘲熱諷，評價「阻礙科技發展的最大問題並非人才，而是社會心態」。類似地，香港本地也有「做不到（創科）」的悲觀評價，結合長期以來的「量入為出」守成財經觀念，使得香港的創科政策面臨巨大阻力。

具體來說，香港正全力發展量子科技、航天科技等前沿創科，社會上卻有質疑香港因為缺乏工業基礎及寸土寸金，所以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等聲音。部分市民傾向於將創科投入視為讓赤字雪上加霜的錯誤政策，認為太空科技「燒錢」甚至「騙錢」，忽視政府設立創科主軸對高端就業的拉動作用，本所的航空航天科普文章下的留言亦有類似的評價。實際上，香港本地擁有5所全球百強大學，理工大學的團隊更深度參與了國家月球與火星的載荷研發——這本應是香港自給自足的優勢。然而，若民間始終無法形成支持創科的共識，本地培育的頂尖人才將因缺乏產業生態而被迫流失海外或轉行，放大青年失業與產業結構單一的弊端。

鄭部長的分享反映，若無法及時扭轉社會心態與認知偏差，香港在前沿創科領域將面臨與馬來西亞相近的三類陣痛：一是產業主軸缺失導致人才流失的惡性循環；二是技術演進周期與區域競爭雙重擠壓下的失速風險——大馬衛星延至2028年上天時，其價值恐已被低軌衛星星座（如Starlink、千帆星座）攤薄；三是政府施政公信力與民間期待的持續脫節，當政策被貼上「空中樓閣」標籤時，社會冷感最終將侵蝕對政府長期經濟規劃能力的信任。如何提振民間的信心，深入大專院校、中小學校甚至尋常百姓家去進行巡講，不斷凸顯本地航天工程師的實際成果，是香港需要思考及努力的方向。

在郭祺看來，港馬在太空經濟政策層面最大的差別在於香港更重視人才、國際標準、中介等，大馬則更側重於爭取民眾的支持。他指出，鄭部長為了讓國民支持太空經濟，為國民算了經濟帳，包括2035年全球航天產業將達1.8兆美元，大馬每年必須花逾2,000萬令吉購買外國衛星圖像等，讓國民明白若不發展太空經濟便永遠只能充當「消費者」。鄭部長也不忘指出土耳其航太企業在賽城聘請逾百名大馬工程師設計航電系統，以證明本地人才絕非劣勢；他還強調大馬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第34位、半導體出口八年間從1,060億令吉增至3,870億令吉等，反覆舉證大馬也能在太空經濟上分一杯羹，試圖將其從「奢侈的科學遊戲」轉譯為「務實的產業戰略」，並通過外部認可（土耳其工程師、國際排名）來填補內部的信心缺口，在宣傳方面的成果可圈可點。

三場競賽擠壓大馬航天計劃

然而，關於大馬何時可以擁有首顆國產遙感衛星，官方口徑已從原定的2026年悄然推遲至2028年。延期的原因非常刺耳：招標時沒有一家公司滿足全部技術要求，反映大馬航天政策框架的完整性（2030年國家太空政策提出航天對GDP貢獻1%）與產業鏈的真實承接能力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斷層。從2025年初仍稱「2026年或最遲2027年」，一個月後在國會便確認改為2028年，背後其實隱藏著三場不同維度的競賽，它們共同擠壓著大馬的航天計劃。

第一場是與印尼的赤道發射站之爭。全球擁有火箭發射基地的國家方才達到十個，而赤道位置能節省燃料兩至三成，這是大馬和印尼都無法放棄的戰略籌碼。大馬的優勢在於地質穩定與半導體產業基礎，印尼則以更大的國內市場和NEO-1衛星（計劃2027年發射）的先行步伐施壓。這場競賽的裁判其實不是國民信心，而是投資者與潛在客戶等。

第二場是與低軌星座時代的競賽。SpaceX的星鏈已在大馬商用，中國的千帆星座也與MEASAT簽署了涵蓋低軌寬頻、手機直連、衛星物聯網的合作備忘錄。這讓大馬的位置變得尷尬。作為東南亞市場，它已被各大星座「搶了用戶」；作為未來的發射樞紐，它又想「服務星座」。但問題在於，當大馬的國產遙感衛星最終於2028年上天時，低軌星座很可能已經將單顆遙感衛星的市場價值大幅攤薄。部長對外算的經濟帳能否撐到那一天，暫時還是一個懸念。

第三場是與社會共識的競賽。鄭部長兩年來的巡講足跡遍及全國科學周、MOSTI論壇、TECH Talks，有意走遍各大專院校，預計2026年全國科學周吸引115萬人參與。他反覆駁斥的是「我們（科技）不行」的自我否定心態；他反覆引用的，是全球創新指數、土耳其工程師、半導體數據等。這套「信心重建工程」的深層邏輯是假若國民不相信自己做得到，那麼再好的政策也無法啟動。這非常有道理，但問題在於巡講的場次或參與人數固然重要。但是，若2028年那顆衛星若不能如期升空的話，恐怕會前功盡棄、信心清零。

香港其實不在這三場競賽的任何一場之中，它走的是另一條路。香港不定義發射站，而是定義規則；不製造火箭，而是成為中介。香港的低軌衛星牌照簡化研究已完成，本地自研衛星「香港青年科創號」已成功入軌。參考本所先前的文章，從政策、制度到科研，香港的太空經濟布局其實相對完整，只是在民間層面面臨一定的信心考驗，亟需加強科普及宣傳工作。在該語境下，大馬的經驗確實值得香港借鑑，也可以是說好港馬合作故事的一環。

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教育總監；作者郭祺是思哲研究所創科領域青年研究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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