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香港法律界當前真正面對的課題，不是如何守住既有優勢，而是如何創造新的制度價值。在國家全面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與涉外法治建設的背景下，法律不應再被視為單純維持秩序的制度安排，而應被理解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組成。由此出發，香港有必要跳出本地法律市場的框架，從全球法律服務產業發展的角度，重新思考自身的功能定位與戰略角色。

新加坡讓法律成為國家競爭力

新加坡的發展經驗尤其值得香港法律界討論。其成功之處，不僅在於建立高效而可信的法律制度，更在於透過國家戰略引導、產業政策支持、國際商業網絡連結及人才制度建設，將法律服務塑造為高增值、國際化的戰略產業。這說明法律並非只是保障市場運作和維持社會秩序的制度安排，更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吸引全球資本與人才、強化國際影響力，以及參與國際規則塑造的重要載體。

新加坡法律服務業的崛起，不能只單純歸因於廉潔政府、高效行政、司法獨立與《普通法》傳統。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新加坡政府較早意識到，法治若只被理解為社會秩序的底線，便只能發揮防禦性功能。唯有把法律制度、法律人才、爭議解決平台與國際商業需求結合起來，法律才會由制度保障轉化為國家競爭力。新加坡政府沒有把法律視為法院內部的專業事務，也沒有把律師行業看作單純的本地職業市場，而是逐步將法律服務納入國家經濟布局，使法律成為吸引資本、匯聚人才、連接區域商業活動及提升國際話語權的重要工具。

新加坡建國之初的首要任務，是建立一套能夠支撐國家生存與經濟發展的法律秩序。作為資源有限的小型經濟體，它不能依靠龐大的內需市場或天然資源，而必須以制度可信度換取國際投資者的信任。因此，早期的新加坡法律政策重點，並不在於發展國際法律產業，而在於建立清晰、穩定、可執行的商業規則。契約能否迅速執行，財產權能否受到保護，商業糾紛能否得到專業處理，實際上決定了外資是否願意把新加坡作為區域營運基地。法律在這階段的角色，是為製造業、金融業、貿易和港口經濟提供制度地基。

改革源於司法體系沉重壓力

到了上世紀90年代，新加坡司法體系已面對明顯壓力。當時高等法院積壓超過2,000宗待審案件，若不改革，案件排期可能延至3年或更久，部分案件甚至需時5至10年才可處理完畢。這種延誤對任何希望成為金融和商業中心的經濟體而言，都是沉重的制度成本。其後，新加坡政府推動民事程序改革，加強法院案件管理，重視審理效率、結案速度及程序紀律，逐步清理積案，並建立起獲國際商業社群認可的司法高效率形象。

然而，司法效率的提升只是第一步。當法院能夠有效服務本地經濟後，新加坡政府開始思考另一個更具戰略性的問題：既然全球商業活動日益跨境化，法律服務能否像金融服務、航運服務和專業管理服務一樣，成為可以輸出的高附加值產業？在這思路之下，法律不再只是市場運作的背景條件，而是市場本身的一部分。企業不一定要在新加坡生產或投資，卻可以選擇在新加坡簽訂契約、適用新加坡法、聘用新加坡律師、在新加坡仲裁，或讓新加坡法院處理國際商業爭議。法律由此成為跨境商業信任的出口產品。

這種轉變並非突然發生。新加坡早在1986年加入《紐約公約》，1991年成立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1992年允許外國律師參與以新加坡為仲裁地的程序。這些安排表面上屬於仲裁制度改革，實際上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對國際法律服務市場的判斷：若要吸引跨境爭議，單靠本地法院並不足夠，還必須提供國際商界熟悉、靈活、中立且可執行的爭議解決機制。仲裁的重要性，正在於它使一個城市能夠承接與自身沒有直接地域聯繫的國際糾紛。

選擇性自由化確保有底線開放

進入21世紀後，新加坡的法律發展呈現更清楚的產業政策特徵。新加坡政府不再滿足於讓市場自然成長，而是通過牌照、機構、空間、人才和國際推廣，把法律服務業視為需要培育的專業生態系統。2008年推出的合資格外國律師事務所制度，便是代表性例子。該制度允許獲批的外國律所在特定範圍內提供新加坡法律服務，同時保留刑事、家庭、一般本地訴訟等較具本土公共屬性的領域予本地法律界。這不是全面開放，也不是封閉保護，而是選擇性自由化(Selective Liberalisation)：用國際機構帶來業務流量，用監管邊界維持本地法律主體性，並用高端業務訓練本地人才。

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的發展，進一步展示了法律服務的產業乘數效應。仲裁中心並非普通行政機構，而是跨境商業信任的聚合平台。一宗大型仲裁案件所帶來的，不只是仲裁費用，還包括律師、專家證人、估值顧問、翻譯、法律科技、酒店、會議服務及商務往來。當仲裁案件在某一城市形成穩定流量，便會吸引更多專業機構進駐，繼而強化該城市作為法律服務樞紐的地位。Maxwell Chambers的出現更具有象徵意義，因為新加坡把爭議解決視為需要實體基建支撐的產業，透過高質量平台聚集全球專業流量。

2015年成立的新加坡國際商事法院，則標誌着新加坡法律產業政策由仲裁進一步擴展至國際商業訴訟。這顯示新加坡並不把法院視為純粹處理本地糾紛的國家機關，而是把法院制度本身轉化為國際商業社群可選擇的爭議解決產品。當外國當事人願意選擇某一地的法院處理商業爭議，反映的不是單一案件偏好，而是對該地法律文化、法官素質、程序設計和執行能力的整體認可。

香港更要發揮好橋樑作用

從治理角度來看，新加坡模式最吸引之處，在於它把法治國家的可預測性與發展型國家的主動規劃結合起來。法治提供可信度，產業政策提供方向感。司法專業維持中立，政府規劃創造市場條件。外國律所帶來全球網絡，本地制度則保留核心控制。其成功絕不應被簡單複製，因為它依賴城市國家的集中治理能力、《普通法》背景、英語優勢、多元宗教及民族、金融中心基礎及政策執行文化。真正值得借鑑的，不是某一機構形式，而是其背後的戰略認識：法律服務的競爭，表面上是律師與律師或律師行與律師行的競爭，深層卻是制度供給能力、國家組織能力與國際連接能力的競爭。

因此，新加坡由法治走向產業的歷程，給香港提出了重要啟示：在全球經濟重心東移、亞洲資本流動加速、跨境商業爭議日益增加的時代，法律中心不會自然形成，而必須由清晰的國家定位、可信的司法制度、開放而有邊界的專業市場，以及能夠承接國際業務的基礎設施共同塑造。

對香港而言，真正值得深思的從來不是是否具備法律優勢，而是如何把既有制度基礎轉化為服務國家發展、聯通國際市場及參與全球治理的實際能力。作為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以及全球唯一中英雙語運作《普通法》體系的國際法律中心，香港兼具內地市場腹地與國際網絡優勢，擁有獨特而難以複製的發展條件。在國家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完善涉外法治建設及深化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進程中，香港法律界的關鍵任務，正在於發揮連接不同法律制度、商業規則與市場體系的橋樑作用。未來能否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法律中心地位，取決於法律服務能否突破傳統支援功能，發展成具全球影響力的高端專業產業。唯有如此，香港的法治優勢方能真正轉化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支撐，並在國際規則塑造與全球治理體系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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