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專欄｜奇妙的揭發者

站在深圳灣畔望向大鏟灣，騰訊「騰雲中心」的三座圓形雲樓正從海風中升起。馬岩松把建築整體「漂浮」起來，底層架空八點六米，把兩層樓的空間從建築裏「挖空」，還給城市。再往北走，留仙洞的大疆「天空之城」由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設計。扎哈·哈迪德（ Zaha Hadid )建築事務所為OPPO設計的深圳新總部，以曲線打破傳統辦公樓的僵硬。深圳市當代藝術與城市規劃館由奧地利藍天組設計，於2007年從177個國際方案中勝出，創始人沃爾夫·德·普里克斯曾說：「我一直夢想着建造沒有重力的建築，像在空中飛翔。」

日本普利茲克獎得主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的SANAA事務所，在深圳大鵬新區贏得海洋博物館競賽，方案名為「海上的雲」——舒展流動的曲線，輕柔自由的形態，建築以一種謙遜的方式，輕盈地融入山海之間。這些建築的共同點：它們是由創科公司自己組織、自己定義空間邏輯的產物。空間服務於產業，而不是產業去適應空間。

然後把目光拉回河套。港深創科園第一期已有超過100家科技企業簽約進駐，數字是體面的。但當你翻開那些效果圖，看到的是另一回事——一排排方正的樓宇，標準化的窗洞，和科學園、數碼港的建築語言一脈相承。你從這些建築裏，讀不出「創新」兩個字。

中國建築師定義中國的當代建築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全球建築復興。這場復興的核心，不是引進了多少國際大師，而是中國建築師自己開創了什麼樣的空間語言。

王澍於2012年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建築師。他的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用從浙江各地拆遷現場回收的700萬塊舊瓦、廢棄磚石，以傳統「瓦爿」砌築工藝重新建造，讓建築從土地和時間中生長出來。寧波博物館更進一步，用舊城改造中拆下的廢磚瓦作為外牆材料，把「拆除」變成「重生」。評審委員會主席帕倫博勳爵評價王澍的建築「擺脫了百年來中國建築的陳規定型」，他的作品「既能超越傳統，又能呼應傳統」。王澍證明了：中國建築不需要西方語法的翻譯，它可以從自身的建造傳統和材料記憶中長出當代性。

劉家琨於2025年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是繼王澍之後第二位獲此獎的中國建築師。評委會表彰他「將烏托邦與日常生活、歷史與現代、集體主義與個體價值等看似對立的事物編織在一起」。他的西村大院，用一個巨型圍合結構把成都的市井生活裝進建築裏——火鍋店、茶館、辦公室、住宅、運動場，全部在一個屋頂下共存。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則用清水混凝土與竹模板，讓建築消失在樹林裏。劉家琨不追求形式上的「中國性」，他的建築從具體的氣候、材料和生活方式中自然生長。在成都，他用的不是西方建築的通用語法，而是四川盆地的濕熱氣候、當地的磚瓦技藝和普通人的生活邏輯。

徐甜甜以「建築針灸」方法獲得2025年沃爾夫建築獎，成為首位獲得沃爾夫藝術類獎項的中國人。她的浙江松陽鄉村公共建築及縉雲石宕改造，被評委會評價為「利用設計天賦改善中國農村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有效性和創新性」。在松陽，她把廢棄的紅糖工坊變成展覽館，把舊的蠶種場變成民宿，把村口的涼亭變成公共客廳。在縉雲，她把廢棄的採石場石窟改造成劇場、書房和展覽空間，讓石宕的回聲成為表演的一部分。徐甜甜的「針灸」不是西方建築的「大手術」，而是從鄉村自身的資源和需求出發，用最小的介入激活最大的改變。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院長張永和教授是美國建築師協會院士，非常建築創始人，曾任MIT建築系系主任，自2011年起任普利茲克獎評委。他在北京創立的「非常建築」從名稱就開始挑戰——不追求「正常」建築，而是探索建築的「非常」可能。他的作品從北京早期的「書架住宅」到後來的「垂直玻璃宅」，一直在追問：中國人需要什麼樣的現代建築？

董功是直向建築創始人，法國建築科學院外籍院士。他的海邊圖書館——三聯海邊公益圖書館，被稱為「全世界最孤獨的圖書館」——用清水混凝土和木材在渤海邊上創造了一個面向大海的閱讀空間。船長之家改造，把一個普通的漁村住宅改造成有屋頂平台的觀海居所。阿麗拉陽朔糖舍酒店，把一座廢棄的糖廠改造成精品酒店，工業遺產與喀斯特地貌對話。2025年，董功獲馬庫斯建築獎。他的建築語言是當代的，但他的空間邏輯是中國的——從場地、氣候和生活出發。

從王澍到劉家琨，從徐甜甜到張永和、董功，這一代中國建築師已經在世界舞台上留下深刻印記。他們沒有複製西方模式，而是從中國自身的空間傳統、建造技藝、材料記憶和生活方式中，開創出新的建築語言。全世界最重要的建築師都在中國組織作品，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建築師正在定義什麼是「中國的當代建築」。

香港並非缺乏建築想像

香港從來不缺建築想像力，只是這些想像力從來沒有被制度認可過。

建築師張智強（Gary Chang）的「Domestic Transformer」（變形蝸居）——把一個344平方呎的舊唐樓單位，用滑動牆板系統變出24種不同佈局——是國際建築界談論香港密度問題時繞不開的作品。他小時候與父母、三個妹妹和一名租客擠在同樣大小的單位裏，七個人生活在一間32平方米的空間。畢業後他買下這個單位，把浴室變成派對時的電話亭，把牆壁變成六人家庭影院，甚至配備蒸氣間和浴缸的spa。這套住宅完成於2007年，被譽為「家居變形金剛」，張智強成為首批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展出的香港建築師之一，他的作品被國際媒體廣泛報導，成為全球討論緊湊城市生活的標誌性案例。香港潮濕悶熱、寸土寸金的高密度環境，逼出了張智強這種極致的空間創新，但河套的設計裏，你看不到任何來自香港自身城市條件的設計語言。

再看九龍城寨。那是一片沒有建築師、沒有規劃審批、沒有建築物條例的建築。350棟樓互相鑲嵌、彼此支撐，最高達14層，天台成了公共空間。建築師何弢的女兒何巽的研究指出，城寨並非失敗的城市形式，而是理想的形式：它極為有效地運用空間，將居住、工作、休閒和社會服務集中在一個密集、步行可達的區域。英國建築師林保賢在《黑暗之城》一書中寫道：「城寨這個建築實驗室，界定了今天香港的基本組成部分——把住宅、商業、休閒融合於一座建築物的多功能超級大廈。」九龍城寨在一九九三年清拆，但它作為自組織建築實驗室的意義，在建築學上至今未被充分消化。庫哈斯本人對九龍城寨有着特別的興趣，他觀察到城寨裏「所有的內容都集合在一個體量中，空間形態自由自在，可以野蠻生長」。香港最了不起的建築，恰恰是沒有建築師的建築。

還有竹棚。2025年底的錦田鄉酬恩建醮，由17位搭棚師傅用2萬5,000支長竹、3,500支大杉，花兩個多月時間搭建的五層高巨型竹構祭壇，獲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為全球最大臨時竹構祭壇。同年，香港建築師把約1,000枝竹運到威尼斯建築雙年展，邀請七名本地搭棚師傅到場搭建竹棚裝置，名為「Staging The Archive」，讓這項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技藝站上國際舞台。中國駐意大利大使在展覽開幕致辭中特別提到：「策展團隊更邀請數位香港搭棚師傅親臨展場搭建竹棚裝置，生動呈現這項獨特且精湛的香港傳統建築技藝。」而在河套的建築效果圖中，沒有一根竹，沒有一絲香港痕跡。

制度把想像力鎖在門外

香港建築師學會每年頒發青年建築師獎，表彰35歲以下的新銳建築師。2025年度年獎共收到超過120項提名，最終向63個項目頒發共71個獎項，第35屆青年建築師獎由洪偉賢建築師獲得。這些獲獎作品涵蓋文化設施、住宅、教育建築、社區空間及可持續項目，讓觀眾了解建築如何回應當代城市挑戰。

但這些獲獎的年輕建築師，有多少人能夠把自己的設計付諸實現？答案令人沮喪。

政府工務工程的採購程序長期被批評為有利於大型承建商和顧問公司。曾有調查指，五個政府工務部門在2018至2022年間合共批出總值2,064億元的大型公共建造工程合約，其中過半數由九間承建商包攬。近年大型工程多採用「設計與建造」投標方式，承建商須提供全面設計方案，準備標書成本動輒數百萬元，複雜項目更可逾千萬元，非超大型承建商難以負擔。政府工程常以「綑綁式招標」，由設計到興建由同一間企業負責，「採購程序處處設限以促使龍頭巨企順利中標，中小型承建商難有足夠資源應對，縮減其競投機會，扼殺生存空間」。建築師事務所商會主席劉榮廣曾去信發展局局長，指業界正掙扎求存，不少事務所裁員保命，部分被迫以不合理低價投標。在這種環境下，大型園區項目的設計權自然集中在少數幾家與政府有長期合作關係的大型事務所手中。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家，設計出來的東西來來去去都差不多，這是結構性的結果，不是偶然。

香港的建築物條例以「監管」為核心邏輯。本身是建築師的「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治曾直言，如果推出一個大膽的項目設計，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審批機關會要求建築師提交更多研究報告，證明物料和技術可行。若想創造一個具創意的空間設計，外界或會認為完工後該空間可用作僭建，設計也可能被限制或否決。香港的消防條例和機電條例，對「無人工廠」和高度自動化的實驗室空間幾乎沒有預留適配的空間。創科企業需要的彈性實驗室、無塵車間、高密度算力機房，在現行條例下往往要經過漫長的個案審批。

河套的建築出路何在

河套的出路，不在於「快一點蓋完」，而在於「換一種蓋法」。最實在的建議，是把河套變成一個以綠色創科為主題的「世博版」園區。目前香港三大創科園區已經匯聚超過300家從事綠色科技的公司。把園區的空間組織邏輯從「辦公樓+實驗室」的標準配置，轉向「常設展館+企業創科館+產業孵化空間」的世博模式。讓每一家進駐的企業——無論是騰訊、比亞迪還是來自印尼、菲律賓、新加坡的亞洲創科公司——擁有一個由自己定義的「創科館」空間。這些創科館在展期結束後，自然轉化為企業的研發或展示基地，產業與基建從第一天就掛鉤。

以亞洲為本位而非西方本位來組織這個框架。一帶一路沿線的綠色科技需求、東南亞的數字化轉型、中東的能源轉型，都可以在河套找到展示與對接的空間。香港的普通法體系、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化人才，在這裏可以發揮真正的制度優勢——不是用來審批建築設計，而是用來連接亞洲的創科供需。

園區的設計主導權，應該從建築署和傳統公務部門手中，交回給創科企業和它們委任的建築師。深圳園區的「雙總師」制度已經提供了一個可參考的模型。河套香港園區需要的是類似的機制：由創科業界、國際建築師、產業運營方共同組成設計委員會，政府退後一步，扮演土地供給和法規豁免的角色。建築物條例和消防條例需要為「無人工廠」和高度自動化的科研空間設立專門的審批通道。招標制度需要真正開放給中小型建築師事務所和新銳設計力量，把大型園區項目拆分為多個可獨立設計的組團，每個組團單獨招標，讓不同的建築師事務所各自發揮。深圳的留仙洞總部基地就是這樣做的。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也應該與河套形成更清晰的分工。香港的娛樂文化IP——從《龍虎門》、《中華英雄》到港產片和電視劇，積累了深厚的內容資產。如果新界北能夠以主題公園、影視基地、漫畫IP體驗館等形式，把這些文化資產轉化為空間體驗，就能與河套的創科定位形成互補：河套做技術和產業，新界北做內容和體驗。

河套的成敗不在於有多少家企業簽了租約。100家企業進駐，如果三年後續約率不到一半，那不過是一份按時交出的功課。深圳做的不是功課，是產業。產業會自己長出空間，功課只會填滿表格。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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