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李冠儒博士、林言

《2025年施政報告》正文中明確寫上了「籌劃《大狀王》進行更多內地巡演，將其打造為經典長演音樂劇」。2026年的上海巡演中，20場開票即售罄，上月也在上海文化廣場迎來了第100場演出，誇張點說是超額完成。《2026年施政報告》正文中隱去了《大狀王》，但在其附篇中依然強調「西九管理局正計劃於2027年到內地巡演音樂劇《大狀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大狀王》被認定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重點，它憑什麼能夠說好香港的中外文化交流故事？

非典型題材的香港色彩

近年，「說好香港故事」頻繁出現在公共討論中。可究竟什麼才是香港故事？如果香港故事只是把一系列具有辨識度的本地元素重新排列組合，得到的可能是一張漂亮的城市名片，卻未必是一個真正能夠被人記住的故事。紅遍香港與內地的原創粵語音樂劇《大狀王》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特區政府將《大狀王》視為推動香港發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重要標桿，近期在內地的巡演可謂一票難求。很多評論都大讚感受到香港的魅力。說到底一部原創粵語音樂劇被寫進《施政報告》，說明它已經不只是一部成功的劇目，也成為香港文化生產與傳播的一個重要案例。從數據及反饋來看，它確實說好了「香港故事」，港府在這方面也說到做到。

然而，《大狀王》很難算一個通常意義上的「香港題材」作品。故事主角方唐鏡等人物源自嶺南公案傳統，周星馳的電影《審死官》《九品芝麻官》則賦予其流行文化記憶。《大狀王》由此出發，又重新塑造了人物與故事，演員們從香港走到上海、北京，絕大部分觀眾卻還依然承認及讚美其香港色彩。

軟實力源於自然共鳴

從國際關係研究的視角看，《大狀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形成影響力的方式。談及國家形象、公共外交和軟實力，經常追問一個國家或城市如何讓外部世界「看見自己」，但《大狀王》沒有急於向觀眾解釋「香港是什麼」，沒有把香港當作被展示的對象，而是先把一個故事講好，把幾個人物寫活。觀眾喜歡方唐鏡（男主），心疼阿細（男二），在一場場公堂戲裏感到緊張，又在人物的虧欠、執念和救贖前不禁沉默；等到觀眾真正走進這些人物的世界，香港的語言、審美、幽默以及對人情世故的理解，早就進入了觀眾的視野。

前美國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約瑟夫・奈強調「軟實力」的核心是吸引（Attraction），而吸引最麻煩也最迷人的地方，在於文化影響力最終要在受眾一端成立。特區政府可以制定文化政策，可以提供資源，可以幫助作品走向海外，卻無法「製造」喜愛。李家超特首日前將支持生育形容為「建跑道」：「假設我們有一條世界一流的跑道，但如果你完全沒興趣跑步，不喜歡跑步，我怎麼影響，你都不會去跑步的」同理，港府亦無法要求一位觀眾應該為什麼而感動。資訊可以精準投遞，情感卻必須自然發生。《大狀王》能成為一個值得討論的香港故事，恰恰因為觀眾入場並非為了上一堂香港文化課。他們首先是來看一出好戲，而後才在不知不覺間走進主創們創造的香港文化世界。

香港故事是否要發生在香港？

也因此，《大狀王》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香港故事是否一定要發生在香港？如果以題材和地理位置界定，清代廣東的方唐鏡離今日香港很遠；但如果把文化理解為一種觀察世界、處理材料和講述故事的方法，這部劇卻無處不香港。方唐鏡的精明、滑頭、怕死、嘴硬和重要關頭死守的情義，是香港流行文化中典型的人物性格；公堂戲的節奏、語言的機鋒、粵語歌詞裏那些只有聲調與字音配合起來才能成立的趣味，也與香港長年累積的粵語文化密不可分。音樂上的處理同樣如此，讓粵劇、童謠、流行音樂、西方音樂劇乃至古典樂匯聚於同一個舞台世界，不急於劃定「中」與「西」的邊界，是一場中外文化交匯的體驗。

追本溯源，香港文化最有創造力的年代，從來不是單純把不同文化資源陳列在一起，證明自己如何「中西薈萃」，而是吸收後再生產。香港電影吸收荷里活類型片經驗，孕育出極具辨識度的港產警匪片；粵語流行樂改編日本、西方和華語地區的音樂，《それが一番大事》搖身一變變成《紅日》，這些例子都經由本地情感的「再創作」，成為幾代人的集體記憶。《大狀王》所延續的正是這種強大的文化能力。香港從來不只是充當東西方文化產品的轉口港，它具有一套非常強的超級聯繫、超級增值機制：它為不同來源的文化資源提供土壤，又在這土壤上長出屬於香港的故事。

這也讓「香港故事」有了一個比「故事發生在香港」更寬廣的定義，可以觸動外界的，往往是那些香港人怎樣理解和重新講述世界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大狀王》雖然講的是清代廣東，卻比很多強調香港文化的文化更「香港」。香港故事不必總是依附於電車、茶餐廳、獅子山、霓虹燈、維港夜景上，它也可存在於語言裏，存在於人物性格裏，存在於創作者處理善惡、人情、規則和應對命運的哲理裏。這種內生於敘事和審美中的「香港」更難複製，也更吸引人，這是我們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之都的底氣與底蘊。就如同《九龍城寨之圍城》在日本上映後打破了近年港產片於當地的票房紀錄，除了因為城寨的歷史外，還有港風x日漫的加持，以及對緬懷港產動作片全盛時期的加成。

不妥協的地方性引發共鳴

《大狀王》另一個尤其值得珍惜的地方，是它在地方性方面沒有妥協。對非粵語觀眾而言，三個小時的粵語音樂劇存在很高的理解門檻，但在內地的上海、北京等地的觀眾，仍然願意看字幕、聽粵語歌，甚至不惜為此跨城追演。畢竟不會說粵語的觀眾也可以理解方唐鏡和阿細之間的羈絆，也能理解人在知道善未必有善報之後，為什麼仍可能決定去做一件正確的事。語言、身份和生活經驗或許不同，但具體的情感與倫理判斷仍然能夠被理解且達成普遍的共鳴，這也側向說明了香港文化實際具備讓香港人與內地人同舟共濟的魅力。

這一點對「說好香港故事」很有啟發。當一座城市希望向外部世界講述自己，很容易產生一種焦慮：我們是否需要找到一套所有人一望即明的香港元素，是否需要不斷降低文化理解的門檻，是否需要先把自己翻譯成別人熟悉的語言？《大狀王》恰好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地方性未必是普遍性的敵人。一個故事越準確地寫出自己熟悉的人和生活，越可能讓來自別處的人理解其中的情感。地方性並非普遍性的反面，它常常正是普遍性得以發生的起點。陌生感不會天然阻礙傳播，缺乏生命力的表達才是。

日本的「Cool Japan」戰略是很好的參照物。日本動漫、漫畫、遊戲和流行文化在海外形成廣泛影響之後，日本政府才逐步把這種吸引力納入國家品牌和文化產業戰略。創作在前，政策在後——創作者先產出受眾願意消費、追隨乃至熱愛的作品，政策隨後識別並放大這些作品已經形成的能力。文化政策無法代替創作，但可以改善創作環境、建立產業渠道、擴大海外市場，讓已經具有吸引力的作品走得更遠。

原創IP推動文化走出去

今時今日，談及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很容易想到世界級藝術展、國際劇目、博物館、藝術交易和大型盛事，但一個真正有文化影響力的城市還必須能夠持續創造。香港不能只成為全球優秀作品進出的碼頭，也需要保持生產作品的能力。《大狀王》最有價值的地方，正是在於它不是從倫敦西區或百老匯引進的成熟IP，而是一個在香港劇場環境中經過多年創作、試演、修改和一輪又一輪的正式演出，最後「走出去」的原創作品。

香港近年開始討論長演劇場和駐演生態，背後涉及的正是同一個問題：比尋找下一部《大狀王》更重要的，是有沒有足夠的時間、制度、空間和市場，讓下一部《大狀王》能夠出現。而在此之前，對比25/26年的施政報告，將《大狀王》從施政報告正文放到附篇或許有些保守。這樣成功引起內地同胞熱議的香港IP已經跨過粵語障礙，應該支持該團隊前往華人比例較高的國家，例如馬來西亞、巴拿馬等地上演，而不限於內地城市，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刻畫不完美小人物

《大狀王》最終仍然要回到方唐鏡這個人。這也是香港流行文化值得珍惜的一條傳統：它很會寫讓人感到真實及觸動人心的小人物。獅子山精神引起過一代香港人的共鳴，小人物同舟共濟、迎難而上、多勞多得，但目前青年因上升空間收窄，難有共鳴。不過，正如香港電影和電視劇留下來的許多經典人物都不是完美英雄，甚至是精明、現實、怕吃虧、嘴硬、市儈、很mean（尖酸刻薄）的反英雄，只是到了某個時刻，又可能因為朋友、家人、一點公道一口氣，做了一件「不劃算」事，這種共鳴倒是跨世代的。

方唐鏡也是這樣，不是什麼好心人，但他的改變卻很真實。正因為他的善並不純粹，他的選擇才重逾千鈞。其實，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何嘗不是藏在這些小人物身上，在利益與情義發生衝突時，什麼值得我們作為一個集體去堅持，這就是當地人真正的精神面貌。

真摯敘事展現文化影響

因此，「說好香港故事」中的「好」值得我們重新理解。是不是單純說自己的排名有多高，還是要不斷提醒觀眾「這裏是香港」呢？有生命力的城市文化，從來都允許人物的不完美，正是不完美才會引起共鳴。故事有陰影，才越能突出失敗、遺憾、荒謬和矛盾背後的真善美。方唐鏡因心境複雜、心胸狹隘反而可信，香港也在這些具體而豐富的生活經驗中，逐漸成為被外人理解、被記住的城市。

所以，如果《大狀王》真的為「如何說好香港故事」提供了什麼啟示，那就是我們無需急於證明「什麼是香港」，反倒應該團結一致，耐心把香港人的故事、香港的語言、香港看世界的方法真正寫好。當一部作品有足夠好的角色、足夠準確的情感、足夠鮮明的審美，它便可以在無需不斷提醒觀眾香港在哪裏的情況下，讓香港存在於那些人物、對白和旋律之中，足夠真摯、足夠具體、足以證明香港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讓人主動了解、學習。而一座城市真正的文化影響力，大概就是從別人主動靠近開始。

作者筆名林言是內地及香港音樂劇評論人、思哲研究所特約撰稿人；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教育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