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站上聯合國大會講台，開宗明義要求聯合國檢討《聯合國憲章》中有關「敵國」的相關表述，並主張將日本從相關條文的歷史框架中移除。此倡議表面上涉及《聯合國憲章》文本的修訂問題，實質上卻觸及戰後國際秩序的形成基礎，以及日本如何看待自身歷史定位的重要課題。因此，有關討論不僅是法律問題，更關乎歷史記憶、政治認同與區域安全。

「敵國條款」是戰後國際秩序重要部分

要理解此項主張的爭議所在，首先必須回到《聯合國憲章》的制度背景。所謂「敵國條款」，一般是指《聯合國憲章》第53條、第77條及第107條。這些條文均產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特殊歷史環境，其核心目的是在戰後秩序重建過程中，確保戰敗國不再重走侵略擴張的道路。第53條容許區域安全組織在特定情況下對敵國採取措施。第77條涉及原敵國佔領地的託管安排。第107條則確認同盟國於戰爭期間及戰後初期針對「敵國」所採取行動的合法性。三者共同構成了戰後國際秩序的一部分。

儘管國際形勢早已出現重大變化，相關條文至今仍保留於《聯合國憲章》之中。從法律實務操作層面而言，這些條文已甚少被引用，但其歷史與政治象徵意義仍然存在。正因如此，日本要求刪除相關表述，便不只是單純的文字修訂，而是對戰後歷史安排是否仍具正當性的重新提問。

日本認為，二戰結束已超過80年，日本早已是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因此繼續保留相關表述未必符合當代現實。然而，國際社會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亞洲國家則認為，這些條文本身既是戰後國際社會對侵略戰爭的反思成果，也是一段歷史記憶的制度化體現，其意義不能僅以現實需要衡量。

事實上，日本今日在國際社會所享有的地位，本來便是建立在接受戰後秩序的基礎之上。1956年，日本獲准加入聯合國，意味其正式重返國際社會，而相關前提正是接受《聯合國憲章》的整體框架及其基本原則。從《國際法》角度而言，國家一旦加入某項國際制度安排，便意味接受構成該制度的整體規範。因此，日本得以重新獲得國際社會信任，本身便與其接受戰後秩序密不可分。正因如此，任何涉及修改戰後制度安排的倡議，都難以避免引發各國對其歷史及政治意涵的關注。

更重要的是，圍繞「敵國條款」的爭議，從來不能脫離日本戰後歷史認識問題而獨立存在。過去數十年，圍繞侵略歷史、戰爭責任、歷史教育以及戰時記憶等議題，日本國內一直存在不同立場與爭論。曾被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亞洲國家認為，日本對部分歷史問題的反省仍不充分。而日本國內部分保守政治力量則主張以不同角度重新評價歷史。在這樣的背景下，高市早苗提出刪除敵國相關表述的倡議，自然容易被周邊國家與國際社會視為超越法律層面的政治訊號，甚至是「軍國主義」再度興起的警訊。

日本安全政策改變影響外界觀感

與此同時，日本近年的安全政策變化，亦進一步影響外界對相關問題的觀感。高市早苗在聯合國演說中強調，日本長期參與聯合國事務、維和行動以及國際援助工作，並以和平國家自居，認為「敵國」概念已無法反映當代國際環境。然而，與此同時，日本亦正積極推動安全與防衛政策改革，包括軍事能力建設、防衛預算擴張以及防衛裝備出口制度鬆綁等措施。日本認為這是因應地區安全環境變化的必要調整。曾被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亞洲國家則擔憂，相關趨勢可能改變日本長期以來的安全政策定位。

其中較受關注的，是2026年4月日本政府修訂《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相關操作指南。修訂之前，日本僅允許出口救援、運輸、監視、監測及地雷反制等有限類別裝備。修訂之後，絕大部分防衛裝備均可出口，包括具有較高軍事用途的裝備系統。高市早苗為政策辯護時表示，接受相關裝備的國家必須承諾依照《聯合國憲章》使用有關設備。

然而，這亦引發另一層值得思考的問題。當日本一方面主張《聯合國憲章》中有關「敵國」的歷史安排已不合時宜，另一方面又以遵守《聯合國憲章》作為武器出口的重要依據時，其政策論述之間是否存在張力，成為外界討論的焦點。此外，高市早苗政府亦曾表達調整《不發展核武器三原則》及重新規劃國家安全戰略的意向，再加上日本軍費近年持續增加，使不少亞洲國家更加關注日本未來安全政策的發展方向。

除安全政策之外，高市早苗近年涉台言論亦引起中國高度不滿，並加劇中日雙方在部分敏感議題上的分歧。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個中國原則是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日方在相關問題上屢屢發表錯誤言論。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要求重新檢視戰後秩序部分內容，更容易與其近年的外交及安全政策變化產生聯繫，進一步影響外界觀感。

絕不能讓軍國主義殘魂再次出現

因此，日本推動刪除「敵國」相關表述的問題，不能被視為單純的法律技術爭議。若從歷史角度觀察，相關條文是戰後國際社會對侵略戰爭進行反思後的制度成果。若從政治角度分析，這涉及日本如何重新定義自身在戰後國際秩序中的位置。若從安全角度審視，則與東亞地區的戰略平衡及各國互信問題密切相關。三者相互交織，使此議題遠比字面上的憲章修訂更加複雜。

對亞洲各國而言，歷史記憶從來不只是過去的問題，而是影響當代政治判斷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軍事擴張曾對亞洲多國造成深遠影響，因此戰後建立的制度安排亦承載着維護和平與避免歷史重演的功能。即使相關條文在現實操作中的作用已大幅降低，其象徵意義仍然具有相當分量。任何涉及修改的倡議，都有必要接受充分而審慎的國際討論。

歸根究柢，日本若希望獲得更多國際支持以推動相關主張，關鍵或許不在於刪除幾條特定條文，而在於如何進一步強化外界對其和平發展承諾的信任。戰後日本之所以能夠重建國際形象，根本原因在於其長期奉行和平路線，放棄「軍國主義」，並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未來若希望重新界定自身在戰後秩序中的角色，仍須持續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和平原則、歷史反思及區域穩定的承諾。

從這個角度來看，「敵國條款」之爭並非單純關於歷史名詞是否保留，而是一次圍繞戰後國際秩序、歷史責任與區域安全的深層討論。如何在尊重歷史記憶、回應現實變化與維護地區穩定之間取得平衡，才是真正值得國際社會關注的核心問題。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尤其亞洲各國更應保持高度警惕，絕不能再讓「軍國主義」殘魂在日本再次出現。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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