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警方國家安全處於國慶日前夕依法拘捕網媒「Boom News 爆炸頭」創辦人兼主持鄧浩榮，指其涉嫌發布煽動性虛假訊息。事件引起部分媒體及香港記者協會高度關注及回應。警方其後發公告，明確指出所謂「831事件」並無事實根據。有關說法公布後，網上討論迅速升溫，爭議多集中於警方公告中「何謂『831事件』並無事實根據」一點。然而，當前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圍繞831的死亡傳聞是否具備事實基礎？相關論述是否長期建立於缺乏證據支持的指控之上？而新聞工作者的身份，又是否足以成為涉及相關行為時的免責依據？

國安執法打假
審視死亡傳聞

要回答上述問題，首先必須區分事件本身與圍繞事件衍生的敘事。2019年8月31日太子站內確曾發生衝突及警方執法行動，此點並無太大爭議。然而，其後廣泛流傳於社會的，並不只是對執法過程的質疑，而是涉及有人在站內死亡、遺體遭秘密處理，甚至當局刻意隱瞞真相等嚴重指控。

當一種說法長期以「死者」、「冤魂」、「被消失者」等概念為核心向公眾傳播，其性質便不再只是提出疑問，而是在逐步建構和強化一套特定敘事。因此，警方國家安全處所指的「假消息」，焦點未必在於否定當晚曾出現衝突或執法行動，而是在質疑圍繞死亡傳聞所形成的一系列指控是否具備充分事實基礎。此區分至為重要，因為它決定了相關討論究竟應以情緒與政治象徵為基礎，還是以證據、事實及可驗證性作為準則。

支持相關死亡傳聞者經常提出所謂「真相未完全公開論」，認為港鐵未公開全部閉路電視片段、部分影像紀錄存在缺失，加上事件初期資訊混亂，故仍無法完全排除有人死亡的可能。然而，此說法本身面對一個基本而重要的證據問題。重大指控理應由提出指控的一方負責提供證據支持，而非要求被指控者無限期證明某件事情從未發生。尤其當指控涉及執法部門導致市民死亡，更須建立完整而可信的證據鏈，包括死者身份、死亡紀錄、家屬報案資料、遺體處理紀錄，以及其他客觀可驗證證據。

六年未見證人
荒謬傳言自破

問題在於，六年過去，上述關鍵證據始終未有出現。相反，當年一度被廣泛流傳、甚至被部分人視為死亡傳聞重要證據的「韓寶生」個案，其後由被捕人士王茂俊於2020年公開現身拍片，表示自己就是一直被外界稱為「韓寶生」的人，並稱已離開香港前往英國尋求政治庇護。這宗曾被賦予高度象徵意義的案例，不但未能支持死亡指控，反而成為相關傳聞缺乏事實基礎的代表性例子。此外，過往數年，為數不少的港人「逃離」香港、前往西方國家呼吸「自由空氣」，當中不乏2019年「黑暴」中堅分子及領軍人物，但從未有人出來指證831事件。

事實上，此類現象並非僅見於831死亡傳聞。2019年「黑暴」期間另一宗廣受關注的「爆眼女」事件，同樣反映未經充分查證的資訊如何迅速演變成具強大政治動員能力的公共敘事。事件發生後，「爆眼」、「永久失明」、「警方射瞎示威者」等說法迅速成為輿論焦點，「還眼」亦隨之成為廣泛流傳的政治口號。其後大量示威者以紗布遮眼，當中不乏當年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相關意象更被大量海報、標語、集會及媒體報道引用，逐漸演變成整場運動的重要象徵之一。

然而，事隔多年，公眾對當事人實際傷勢及視力受損程度仍未掌握完整而具權威性的公開醫療證據。當事人其後離開香港，先後被報道前往台灣及移居加拿大。至於其最終傷勢、視力狀況及受傷原因，社會上長期存在互相矛盾的說法。有人認為其右眼視力嚴重受損，亦有媒體根據後來公開出現的照片看出當事人雙目「炯炯有神」，質疑早年部分流傳說法的準確性。無論外界對事件本身持何種立場，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在許多關鍵事實尚未獲得充分確認之前，相關政治象徵及社會情緒其實早已形成。

象徵凌駕真相
記憶淪為工具

若將「爆眼女」事件與831死亡傳聞置於同一脈絡觀察，兩者其實呈現相似的傳播模式。部分尚未獲得充分證實的重要訊息，在情緒高度對立的社會環境下，往往能夠迅速突破事實查核的速度，率先進入社交媒體及網上輿論之中。隨着反覆傳播、集體紀念及政治動員持續進行，其象徵意義甚至可能逐漸超越事件本身。當公眾開始圍繞某種既定敘事形成身份認同與情感連結後，後續證據究竟是否充足，反而容易退居次要位置。

在此情況下，若仍持續以「831死者」、「太子站冤魂」等說法作為政治動員工具，相關論述與現有客觀事實之間顯然存在難以忽視的落差。從此角度觀察，問題核心並不在於不同政治立場如何評價個別事件，而在於公共討論是否仍願意接受證據檢驗，以及是否容許事實修正既有認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軟對抗」論述亦逐漸出現明顯轉變。與其繼續集中討論死亡傳聞是否成立，不少論述開始將831重新定位為2019年「黑暴」的轉捩點、警民關係惡化的象徵、社會信任危機的縮影，甚至是一種集體記憶。此種論述策略的作用，在於即使接受目前並無證據顯示有人死亡，仍可維持831在政治敘事中的特殊地位。

拒絕虛構抹黑
回歸理性討論

然而，正因如此，更有必要重新檢視相關紀念活動及公共論述的實際內容。若831僅被視為一宗具重大歷史意義的社會事件，其政治爭議或許相對有限。但若相關活動長期圍繞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消失」、「警方隱瞞真相」等未獲證實的指控展開，其意義便不再只是單純回顧歷史，而是在持續傳遞特定政治訊息。因此，爭議焦點從來不只是獻花、悼念或集會本身，而是這些行為是否同時承載及延續某種缺乏充分證據支持的指控。

在此背景下，再回到媒體及新聞工作者的角色問題。有意見認為，只要相關內容以新聞報道形式呈現，便應受到充分保障。然而，新聞自由並不意味所有資訊主張均毋須接受事實檢驗。媒體的核心功能固然包括監察權力、紀錄社會爭議及提出質疑，但同時亦有責任區分已證實事實、合理懷疑與純粹推測之間的界線。若某些平台長期以「警暴」、太子站為「屠站」、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消失」等未經證實的敘事框架作為報道基礎，其角色便可能不再只是資訊傳遞者，而同時涉及價值塑造、輿論建構及政治動員。當新聞工作逐漸與特定政治敘事深度結合，並持續重複傳播缺乏充分證據支持的重大指控時，其社會功能與評價自然有必要接受更嚴格的檢視。

由此觀之，理解當前爭議的關鍵，或許並不在於涉事人士是否具備新聞工作者身份，而在於有關內容本身是否建立於可靠事實基礎之上。警方國家安全處所關注的焦點，未必是新聞工作本身，而是相關內容是否透過持續散播缺乏充分證據支持的重大指控，從而激化特定政治情緒、加深社會對立。

無論外界最終如何評價此案，圍繞831的討論若要具備公共說服力，終究仍須回到同一基本原則：任何足以影響公共認知、社會秩序以至政治判斷的重大指控，均應接受證據檢驗。否則，當傳聞被反覆傳播而成為既定印象，當象徵逐漸凌駕事實之上，公共討論便容易由追求真相演變為維護敘事。屆時受到侵蝕的，不僅是個別事件的事實基礎，更是整個社會賴以維繫理性討論的共同認知框架。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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